陇海铁路西段矗立着两座千年古城，洛阳位于西安以东三百多公里，日出时间大约要比西安早十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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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左二）、宋美龄（左三）夫妇与陕西军政要员张学良（左五）、杨虎城（左六）、邵力子（左七）、冯钦哉（左一）等合影。
中原大战后，洛阳成为蒋介石经营中州腹地的重要据点，“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甚至一度迁都洛阳办公。短短几年功夫，中央军校和航空学校先后在洛阳建立分校，由祝绍周、王叔铭担任主任。不久，祝绍周又兼任巩洛警备司令，除负责校务外，并秘密督修汜水、虎牢关、巩县、偃师、洛阳、陕县、潼关及禹门口黄河沿岸之国防工事，为抗日战争作长期准备。
1936年11月，万耀煌第25军调赴甘肃配合“剿共”，洛阳附近防务移交樊崧甫第46军接替。12月11日晚上，东北军驻洛阳炮兵第8旅旅长黄永安在家中设宴招待樊崧甫，自从陆军大学第七期毕业后，两人还未见过面，几杯酒下肚，黄同学感慨起来：“我是一个亡省人，无家可归了。”樊同学心头一热：“我一定和你同道出关打回你的老家，送你全家归还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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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第46军军长樊崧甫，浙江缙云人。
第二天，樊崧甫约了几位师长同游龙门石窟，刚吃过早饭将要出发之际，祝绍周打来电话，说有要紧事相商。樊崧甫急忙赶往军校办公室，只见黄永安站在那里，王叔铭坐绍周递过一份张学良给黄永安的电报：“着该旅长将洛阳机场监视，不准有一架起飞，并将各银行封闭，指挥洛阳军分校东北籍军士教导大队赵云飞协同工作。”
黄永安的告密令人大吃一惊，祝绍周和樊崧甫商量，必须抢占潼关要隘，“现陇海线只有你的部队，调其他部队远水不救近火。”樊有些担心：“委座有令，各部队未有中央命令擅自调动者以反叛论罪，假使我进占潼关，而西安没有事故，这罪名我可吃不消。”祝绍周开导说：“委座对你很信任，万一无事故，受一顿申斥算了，不致以反叛论罪。”
祝绍周又与王叔铭合计，能不能立刻派飞机往临潼救驾？王叔铭认为，不管临潼发生了什么事情，委员长是否仍在临潼，都有派飞机往临潼的必要。12月12日6时许，航空分校飞行组长蔡熙昌驾驶弗利脱教练机冲上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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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美国联合飞机公司于1934年间研制的“弗利脱”双翼教练机。我国著名 “航空史专家”、“航空绘画家”、“航模专家”陈应明先生的美术作品。
一切处置妥当，祝绍周电报军政部长何应钦、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西安发生事变，真相不明。委座在西安或在临潼尚不明了。已通知万耀煌军长由咸阳回师西安，樊崧甫军由洛阳将主力西进，飞机悉数飞西安威慑侦察。”
第46军紧急动员，边收防务，边上火车。12月13日1时许，董钊第28师率先集结潼关，控制了东北军第67军办事处和五个补充营、二个平射炮连。中央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陕东门户，是不是张、杨忽视潼关方向所致？
问题其实出在陕军身上。12日拂晓，杨虎城打电话给第7军军长兼第42师师长冯钦哉：“蒋介石不接受联共抗日的要求，张副司令已下令扣蒋实行兵谏，你迅速率部进驻潼关，防堵中央军进犯西安。”冯当场拒绝：“张副司令的命令我不执行，你有什么其他办法，我们可以再商量。”13日午夜，樊崧甫电话联系冯钦哉：“张、杨叛变，你取什么态度呢？”冯的回答简单而坦率：“我守备大荔，不打中央军，但以我和杨的历史关系，要我打杨我也不干。”樊说：“我们理解你的立场，我的军队不过渭河北岸，你的军队也不要过南岸来，以免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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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陕军第7军军长兼第42师师长冯钦哉，山西万泉人。
再说蔡熙昌，迫降华清池前方公路旁的麦地后就被东北军俘虏，“我是洛阳航校新到差的飞行教官，我为熟悉附近的地形，作认识环境的熟习飞行，想不到迷航了，这里是许昌站吗？”东北军士兵那里肯信，飞机后座的备用飞行衣帽和飞行眼镜足够说明问题，于是将蔡熙昌押至华清池营部，营长冷静地说道：“你带了这些东西到这里来，显然是接人来的，可惜你迟来了八十分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蔡熙昌平安返回洛阳，同事们都替他捏了一把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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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蔡熙昌的“弗利脱”教练机被东北军团团围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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