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6月22日公布2018年5月失业率为3.63%，是民进党政府自2016年5月上台后的新低，更是“18年以来前五月失业率平均最低”。但失业率的下降，并不不意味着好工作的增加，或是民众就业处境获得改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历史上的奴隶制度也是建立在充分就业的体系下。
如果把“创新低的失业率”，放在台湾少子化和缺乏失业安全网支持的社会情境下来考察，反而显现台湾社会更多危机，例如劳动力供给的萎缩，越来越多劳工屈就于不稳定的工作，或因为放弃找工作，而被排除于失业统计之外。
如果把稳定就业才视为就业率，那么台湾的失业率将大幅攀升。
在失业率下降背后的第一个危机展现是，台湾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劳动力的萎缩。从主计总处的统计可知，台湾的劳动力和就业人数的年增率在下降。在就业人口增幅的趋缓下，失业率自然也随之下降。
台湾1997年的劳动力及就业人数年增率，分别为1.3％、1.19％，但到了2017年时分别下降至0.58%、0.75%。在劳动力上，1997年是年增12万人，2017年降至6万8,000人；而在就业人数上，2018年5月就业人数的增幅是这10年来同月第2低，而1月至4月就业人数虽年增8.8万人，但仍是无法突破2015年前，成长逾10万人的情况。
如台湾《工商时报》财经要闻中心副主任于国钦分析所指出的，低失业率的原因“并非政府端出了什么伟大的政策，而是人力供给剧降使然”，是少子化问题的警讯。从台湾出生人口自2000年开始下降的数据与2015年至2018年的失业率下降数据相对照，即可发现劳动力供给与失业率两者是呈现正相关，因为当时出生的婴儿，恰好就是这段期间“15岁至24岁”的青年劳动力人口。
失业率下降背后的第二个危机则是，台湾不稳定劳动关系或称非典劳动与低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失业率下降的原因，也很可能是因为劳工，迫于经济压力，在找不到全职、稳定的工作下，而勉强接受兼职或临时性等不稳定的工作。
根据主计总处人力运用调查报告，2017年非典型就业人数为80万5,000人，占全体就业者的7.11％，创下历年新高。其中有22.4％是找不到全职工作屈就；而92%的部分工时者，每月经常性薪资是低于新台币3万元（1元新台币约合0.03美元）。
相较于典型就业的平均年增率为0.8%，非典型就业的平均年增率为2.4%。很清楚可看到，不稳定的工作甚至比起金融海啸期间来得多，换言之，部分免于失业的劳工所从事的工作，可能都是份没有前景、缺乏聘雇保障的“穷忙”工作。
越来越多人放弃找工作，是失业率下降背后的第三个危机。从2016年至2018年“15岁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平均都是全体失业率的3倍来看，可知民进党执政的这三年来，有关青年的就业问题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如果纳入因寻职失利而放弃找寻工作的“怯志工作者”，恐怕青年失业率的统计，很可能会再向上攀升。据主计总处统计，2017年的怯志工作者达3万9,000人，不只较2016年增加约7,000人，更是2014年以来的最高点。
6月12日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由券商公会主办的年会时，也曾拿下降的失业率指出，“当前台湾资本市场转型，已有正面影响，不但失业率下降、薪资也稳定成长，台湾经济正处于过去20年来最好的状态”。
多数台湾民众当然希望现实是如同蔡英文所言，能够处于“20年来经济最好的状态”，不过恐怕除了参与该年会代表金融资本的“券商公会”成员是极少数的例外，鲜少有台湾民众会认为自身的经济处境是较20年前来得好。
问题的症结何在，相信并不难看见，只是政府必须把目光从失业率下降的表象，以及特定利益集团的身上移开，面对这20年来，台湾社会是如何透过牺牲多数人的劳动保障和劳动成果，甚至是青年世代的未来，才成就了极少数人能够独享经济增长的果实，处于“经济最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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