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外界因中美贸易战以及中国5月经济数据疲软而疑虑重重之际，北京时间6月24日，中国央行对外公布定向降准，从而释放7,000亿元流动性。6月20，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了这一决策。
1990年代，朱镕基为解决中国国有银行坏账，推行了“债转股”（图源：AFP）
中国央行解释了此次定向降准的两项主要内容。
一是自2018年7月5日起，下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等十二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可释放资金约5,000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8美元），用于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项目，同时撬动相同规模的社会资金参与。相关银行要建立台账，逐笔详细记录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实施情况，按季报送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
二是同时下调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可释放资金约2,000亿元，主要用于支持相关银行开拓小微企业市场，发放小微企业贷款，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李克强“债转股”
此次中国央行定向降准，“债转股”成重点。
所谓债转股，即银行与企业由债权关系变为股权关系，债转股意味着某些坏账处理不必体现在当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坏账隐性化”的效果。其操作方法是政府建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银行烂账，将欠债变成股权，以前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欠银行的贷款无法偿还，现在用股票偿还，以前银行拥有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欠下的债务，现在变成了银行拥有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的股票。
早在2015年底，为化解日益恶化的中国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李克强内阁即提出“债转股”思路。2016年中国两会后，中国政府启动首轮债转股，金额1万亿元。其后，借鉴了1990年代朱镕基“债转股”经验教训，李克强为“债转股”规定了两个标准，即市场化和法治化。
19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举步艰难，朱镕基就使出了“债转股”这一大招，成立了长城、信达、华融、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对应收购、管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然后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跟债务公司签订债转股协议，资产管理公司成为股东。
中国债务家底
日前，前重庆市长黄奇帆，在亚布力论坛理事张家港行暨第四届“港城合伙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对中国的债务家底进行了爆料。
黄奇帆指，中国的宏观杠杆率是比较高的，2017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包括政府债务、居民债务和企业债务在内，三部分债务约占中国GDP的250%，按2017年中国GDP80万亿元计算，这一债务规模接近200万亿元，这在世界上处在较高的位置。
三大债务板块中，包括居民住房贷款在内的居民债务37万亿，占GDP的47%；企业债务总额130多万亿元，GDP占比160%；政府债务总额为37万亿元，GDP占比也是47%。
对外界广泛关注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黄奇帆觉得并不很高，“现在的美国政府债务是21万亿美元，美国的GDP总量是20万亿美元，政府的债务是GDP的105%。美国政府债务中，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谈美国政府的债务只是谈美国联邦政府的债，美国50个州的债没有统计在21万亿美元里面，比如加州或者像底特律这样的更低一个层级的政府债务并没有包括在内。而我们中国政府债，是包含地方政府的，通通算在一起没超过GDP的50%”。
在黄奇帆中国债务爆料中，GDP占比47%的企业债务，其总额为130多万亿元。但众所周知，中国企业债务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债务，一部分则是国有企业债务。
2017年8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资产研究中心主任文宗瑜接受记者采访时引述中国财政部数据称，中国国企债务规模达到94万亿元。
这表明，总额为130多万亿元的企业债务中，中国国有企业债务就达90多万亿元。因为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有隐性的财政兜底，如果将中国国有企业债务也视为政府隐性负债的话，94万亿元国企负债加上黄奇帆口径中的37万亿元政府债务，那么中国政府债务将达130万亿元，GDP占比162%，这一政府债务GDP占比已经超过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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