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广州遭遇极端天气，暴雨如注，该市多人触电死亡，其中不少为马路积水带电导致。除去突发暴雨的不可控因素，亦暴露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
但一些就此发出质疑或要求深度调查的文章，未及在网络流传开来，便迅疾遭到删除，似宣传部门有意控制这一焦点的热度。
这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官方强化舆论监管、收紧媒体管控的又一显著例证。在本届政府2012年底初上台之时，外界曾对舆论管控有过放宽期待，而今看来力度却在不断加强。
快递行业成为劳资纠纷重灾区（图源：VCG）
此外六月中旬大陆网络媒体“虎嗅网”的一篇关于报道大陆工人罢工维权运动的文章，也遭到大范围查禁。
这篇报道关注的是近期中国各地频发的蓝领工人劳资纠纷抗争，称2018年前五个月，已有759起群体性抗议、罢工等工人集体行动，尤以塔吊操作工、货车司机和外卖快递员为主——他们增加工资、确保合理工时等诉求得不到回应，只能聚集起来用罢工来抗议。
尽管报道尽量将用词聚焦于劳资纠纷，但监管部门大概忌惮与对类似“工人运动”的关注，仍未能网开一面。
我们看到，近年来此类现象发生的趋势正在增加。即便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这样复杂的社会状况，一定程度的舆论管制有其合理性，但如此的力度和烈度，带来的负面影响长久以往恐怕会难以收拾。
更为致命的，是在社会观感中，频繁、广泛、密集的舆论管控事件，虽则出自于各地的具体部门，甚至可能是某些个人的情绪化作为，层级也可能非常低，但它们最终会在社会的反馈中归于最高层，归于中共中央，这就造成蚁穴溃堤的危机，对中央权威是一种缓慢但深入的削弱。
实际上，由最高层直接指示的舆论管制事件，是非常少的。当前中国的一片噤声，大多都是各类相关部门所为。至于力度渐强，恐也是官僚体系各层加压的结果，官员们怕的不是民间的声音，而是上级的行政追责。
对于此类官员，舆论堵与疏之间孰优孰劣，大概不太关心，在有限的任期内“不出事”，便是最高追求了。
当然，外界也应客观认识到，在这样一个驳杂无比的信息碎片化社会，很多新闻事件未获报道，没有产生影响力是正常的。就以劳资纠纷与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本就不是大多数受众的主要关注方向，即便被报道，恐怕热度也有限，未可轻易将一切问题都归于官方头上。
但无论如何，目前的舆论氛围都应引起高层的足够重视。这其中可能有地方政府对媒体管理的曲解、有意识形态政策制定的偏颇、有官僚思维“宁左勿右”的痼疾……如何一一解决，考验中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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