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情绪是中国近年迅速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最近，随尠内地《中国不高兴》一书的出版和热卖，这一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也使人们再次关心中国崛起期民族精神世界的集体成熟问题。
从广义上说，任何一种民族主义情绪都包含有爱国主义的合理内核，只不过在情绪上裹上了许多不理性的外包装，并在国家发展的目标和历程上有许多未经理性思考、激进盲动甚至可能导致国家发展道路出现曲折的元素。
从以往众多大国崛起的历程来看，它必然伴随几个阶段：首先是物质崛起期，包括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上升，其次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期。后者往往是针对前者引发的成就与矛盾兼有的状态而产生，其特徵是各种思潮如泥沙俱下，从而出现思想史上一段极其溷乱的时期。但问题是，精神焦虑期之后，必须有一个精神洗涤乃至洗礼的过程，去粗存精，以思想启蒙推动全民精神世界逐渐走向成熟。
思想启蒙走向成熟
如果说，物质崛起期和精神焦虑期是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那麽精神泥沙俱下之后的思想启蒙期，则是决定一国崛起能否最终走向成功和成熟的唯一标志。在西方崛起过程中，英、法等国比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而德、日则成为失败的例子。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存在一种急迫与焦虑交集的情绪，自信与傲慢、放弃内敛与走向扩张之间如何保持距离，都成为当时日本知识分子面临的挑战。遗憾的是，「明治维新」仅完成了物质现代化的过程而没有最终完成日本民族的精神现代化；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早年的爱国思想家，到了晚年都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乃至帝国主义者，日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也经历了民族发展历程上重大的曲折。
「明治维新」导致的日本民族在物质和精神领域的反差值得深刻记取，这对于亚洲后发现代化国家尤其重要。最近数百年亚洲集体衰败，日本成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积聚了一股情绪，其早年的表现形式为振兴大和民族的爱国情绪；但这股爱国情绪未经整理和提炼，最后走向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精神焦虑理性支撑
《中国不高兴》一书反映的部分国民情绪，十分类似日本「明治维新」时的状态。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最近十几年的飞速发展，经济、军事和整体国力迅速上升，与之伴随的是国民自信的增强，同时中国与西方的关係也正出现过去国力下降期或改革开放初年所不可同日而语的新态势；但与此同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积聚了许多内在的问题和矛盾。所有这些内外挑战，都迫使一部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首先开始思考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并由此提出一些新的主张。
问题是，中国民间在国家处于上升期的大国情绪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其背后是否有足够的理性精神支撑？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期产生的大国心态，就其本义而言都无可非议；但大国情绪如何做到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代名词？理性精神如何做到不仅仅是亲西方的代名词？日本「明治维新」的教训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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