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2018年5月31日犯下华山分尸案凶嫌陈伯谦，于台北地院提讯夜审时，指明要求委任律师黄致豪为其辩护，由于黄致豪律师曾替台湾数件重大凶杀案被告辩护，如北捷血案、文化小学女童割喉命案、小灯泡命案、内湖小模奸杀案等，虽然其中有法扶义务辩护的案件，但媒体仍以“又是他”、及“他接连为杀人凶嫌辩护的动机为何？”对黄致豪律师辩护动机提出质疑。
综观媒体及民众的批评，不外乎认为黄律师每每以精神状况为由，替凶嫌主张减轻刑责或社会复归的可能，成为替魔鬼开脱的帮凶；另一方面也指责律师为重大命案的凶嫌辩护，是一种欠缺道德、沽名钓誉的行为，连同行的律师都有人在脸书发文表示，面对这类凶杀案宁愿脱下律师袍，也不愿替凶手辩护，被媒体大肆以“不为五斗米折腰”、“有所为，有所不为”等形容词大幅报导，暗指接下委任的黄律师是个毫无原则、贪图名利之徒。面对被视为“泯灭人性”的杀人犯，律师接受委任是否自甘堕落沦为“魔鬼代言人”？
从法制面来看，依据《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内容：“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公开审判证实有罪前，应视为无罪，审判时并须予以答辩上所需之一切保障”以及联合国《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中，针对被控告死罪之人，都必须在审判程序中经过公正的保障及适当的法律协助，才可执行死刑。《关于律师作用之基本原则》也指出，所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台湾的法律针对一定刑期以上的案件也有强制辩护的规定，可见无论被告犯下多让人激愤的罪行，刑事辩护权都是不可剥夺的权利，会造成被告辩护如此污名，多少源自民众对罪犯的“非人化”及司法的不信任。
2014年台湾曾发生捷运站随机杀人事件引起民众巨大恐慌（图源：中央社）
在刑罚国家中着重的是环境与机会的控制，人人都有犯罪的可能，因此将机会减少、环境改变、监控系统加强，成为犯罪预防的根本，而这样的犯罪预防政策，将重点放在情境与国家主权的控制，而将“人“的本质忽略，不去探究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犯罪者的生长历程与行为动机，加上媒体的血腥渲染后，犯罪者常被塑造成被社会排除的对立角色，民众借由与犯罪者的二元对立，将罪犯视为不符合社会规范而“不配称之为人”的次等存在，一方面借此消除恐惧，一方面也确认自己属于“正常的一方”，在罪犯被“非人化”的看待后，一切身为人所应有的权利及主体性，都会被视为“多余的”、“奢侈的”、“不应拥有的”，当然也包含了诉讼上的辩护权。
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除了死刑的执行度不如民众预期外，对于罪犯教化可能性模糊不清的标准，也使民间常谣传罪犯只要“道歉”、“抄佛经”、“有悔意”就能免死。而精神疾病的不易证明与长期被污名化，也使精神鉴定被认为是帮助罪犯脱罪的“免死金牌”。在许多随机杀人的案例中，被告都被鉴定为精神病患，然而由于精神疾病的复杂性，加上民众对精神疾病及司法程序的陌生与误解，常认为只要装疯卖傻就能蒙混过关，更加深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及对辩护律师的嫌恶。
对辩护律师而言，没有好人与坏人、甚至“非人”之分，不论被害人或加害人，律师要面对的，只有他的当事人，而律师的天职就是尽其所能为当事人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让经过平等的诉讼过程后无罪之人得以平反，有罪之人罚当其罪。面对各种类型的案件，不需高举社会道德的大旗，拒绝重刑案件的律师没有比较高尚，接受委任的律师也无须自命不凡，接与不接，都是每个律师尊重自己职业下的选择，辩护权是每个人都享有的基本人权，端看你愿意为谁维护。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