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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贫穷才是深入骨髓的癌

不是仿制的印度神药,也不是《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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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剧照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里说过:贫穷不是罪过。

谁也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有人生来富贵,还能把财富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有人生来贫穷,且一世难以翻身。生而如是,何罪之有?

生来有之的不是罪,而是病。贫穷像某种遗传性恶疾,会深深刻在人的骨髓里,难以治愈。

当一个人被贫穷逼得走投无路时,他就很难顾及什么道德、廉耻、法律、情谊,他走的每一步路,做的每一件事,目标都很明确: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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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一开场,就接连使出穷鬼四连锤,让男主角程勇结结实实领教了生活的厉害:神油卖不出去、房租交不上来、顶不住前妻争抢儿子的抚养权、付不起老爸中风的手术费。

四管齐下,终于把程勇逼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卖假药。

程勇怕不?怕得要死。明明知道这里头有巨大的利润可图,起初还是顶住诱惑,拒绝了。贩售假药在我国是刑事犯罪,有期徒刑五年起,上不封顶,到枪毙为止。

可没办法。穷字心中绕,最终还得屈服于生活的压力,乖乖做起违法的勾当。

吕受益也知道买假药不对。犯法不说,万一吃出个什么毛病,连个说理的地儿都没有。

可他也没有办法,慢粒性白血病缠身,家里孩子又小,四万块一瓶的药,一瓶只够吃一个月,砸锅卖铁也吃不起。走投无路,只能苦苦哀求程勇,请他从印度带仿制的抗癌药回来,为自己治病。

两个穷鬼就这么相遇了,于是有了之后一连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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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的抗癌药叫格列宁,是专门针对慢粒性白血病开发的药物。患者需要长期服药,才能控制病情的发展,否则一旦发病,就只能死路一条。

由于受到严格的专利制度保护,且抗癌药不纳入医保,药物的价格是天价——四万一瓶。想想,影片发生的时间地点:2002年的中国,四万是什么价格?

提示一下:2002年北京三环的房价不过三四千一平,中国人均GDP也就1500美元左右。

然而在神奇的国度印度,由于专利制度的空子,这种抗癌药是能合法仿制的,零售价不过两千块,批发价更低到了令人发指的五百。如此高的价差,若说没人动主意钻空子,那才真是见了鬼。

当然电影自有艺术成份。真实世界里,格列宁的售价没那么贵,一盒2000美元左右,折合当时的汇率,人民币不到两万,一月一盒,一年的开销不到20万,听起来似乎很便宜——据说在我国拥有一亿用户的互联网站点知乎上,网友们的平均年薪已经是一百万起了。

但国家统计局显示,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年收入仅为7750元,20万的零头都没有。

格列宁还是天价。

既是天价,这药有人吃得起么?有,当然有,要知道,格列宁是瑞士的医药公司研发的,主战场是欧美发达国家。

而2002年,美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3.8万美元。

这样看起来,格列宁似乎又不是那么贵了。

所以你看,不怪这药太贵,而怪我们太穷了。不仅是药贩子程勇穷,病人吕受益穷,而是全中国的人都穷。

穷到什么地步呢?也不是很惨,就是不配活命的地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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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生命是平等的。但后来,金钱诞生了。于是一些人的生命比另一些人更平等了。

穷是会伴随人一生的病。

只要穷过,哪怕后面生活慢慢好起来了,为人处事也会露出一股酸气。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穷酸”。

四川西部藏区贫困人口众多。政府也在尝试扶贫,靠养殖业给穷人“造血”,免费给他们分发家畜,还给启动资金。但大多穷人,转头不是把家畜宰杀吃了,就是把钱捐给了当地的寺院活佛。工作人员十分不解,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只会一脸困惑地发问:这些东西不是给我们的吗?难道不是我想咋样就咋样吗?

我认识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姨。这辈子都舍不得倒剩菜剩饭。夏天气温高,哪怕放冰箱,很多饭菜两三天以后也变质变味了,她坚决不扔,总是一个人默默吃完。

“哎呀,太浪费了。你哪里晓得,我们小时候……”每每劝她,她总是这套说辞,脸上半是凄楚,半是倔强。

因为常吃变质食物。阿姨将近六十岁时,被查出了胃癌。省下的那点钱,还不够一年的药品开销。

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穷惯了,眼界就那么窄,只能困在自己过往生活的一点圈子里打转。转来转去,还是跳不出来。

穷人不是不惜命。生命是宝贵的,穷人富人一样惜命。在死亡的威胁面前,谁都会奋力一搏。就像影片里那位因为买假药,被警察抓起来的老太太说的一样:没了这些便宜药,我们明天可能就会死。领导,我不想死,我想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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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便宜药是怎么来的?

是靠程勇这样的药贩子,冒着警察抓捕的风险,从印度走私而来的。

那药贩子是济世救人的活菩萨么?当然不,程勇们也只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铤而走险。若有钱,大多人都不愿担这样的风险。故事发展到中段,因为担心东窗事发,他也决定把走私产业倒卖给别人,金盆洗手,上岸开纺织厂做实业。

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在实现生理和安全需求后,接下来便是实现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

发家致富后的程勇,偶然发现越来越多的病人因为吃不起药,渐渐病入膏肓,生命垂危,其中包括昔日的伙伴吕受益,因为病情恶化,不忍拖累老婆孩子自杀身亡。

程勇大受震动,决定收操就业,甚至赔本从印度进口仿制药,以低价出售给病人,只愿多救几个人。

这样的情怀固然高尚。但一切的一切,是建立在程勇已脱离贫困,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的。如今的程勇,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四座大山压顶,被雪片一般的账单追得团团转的程勇了,也只有这时,他才能想想如何救人,如何获得尊重,如何实现自己价值的问题。

和你我一样,程勇只是个普通人,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赚钱,是如何不进监狱,两者之后,他才会考虑一些高尚的东西。大多时候还不是主动考虑,而是被环境推着走的。

吕受益自杀,让他决定重操旧业。小黄毛离世,更让他打定决心,哪怕失去一切,也要把卖假药的事业给做下去。

像程勇一样,大多普通人是善良的——在他们荷包里装满钞票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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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讲,影片里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反派。

除了那些趾高气扬的正版药专利公司以外。

那些人不是坏。他们就像晋惠帝一样,面对饿殍遍野,连稀粥都喝不上的百姓,问了一句:何不食肉糜?

本质不恶,只是天真。

他们坐拥金钱地位,高高在上,大谈仁义道德、法律规矩,殊不知底层百姓连命都快保不住了,根本没有精力去理会这些形而上学。

他们说的都对,不过不在同一维度而已。

如今在网络上有一些言论甚嚣尘上。片面肯定个人努力,选择性忽略大环境。买不起房是工作不够努力,读不上书是没有上进心,贫穷不能怪社会,只能怪自己。少数有钱人,带着一群中产阶级,拼命翻着白眼,鄙视那些被踩在底层的穷人,仿佛自己生来天赋异禀,有做人上人的资格一般。

是的。毕竟李小琳也说过,个人能力以外的资本都是零。

王思聪说他不靠爹,全中国人都笑了。

我们不求他们施舍,只求他们善良一些。在自己吃饱喝足以后,想想还有那些多为生活而挣扎沉沦的平民百姓。

影片里的一句台词说:贫穷才是不治之症,程勇你倒贴钱卖药,能救几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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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个人能力终究微不足道。历史的进程才重要。最后拯救白血病人的,不是程勇,还是国家。从2002年到2018年,国家富了,才有能力降低进口关税,把救命药纳入医保。慢粒白血病患者的存活率才从16年前的30%,上升到了85%。

可见,有钱才是硬道理。少数几个人有钱没用,最终还得靠大家都富起来,这个社会才会好起来。

绝大多数社会问题的病根,就在于穷一个字罢了。

电影是好电影。剧本过硬,没有过分的煽情,演员们的演技都在线,值得每一个人掏钱去表示一分声援。

好电影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一定能发人深省。

没有人应该理直气壮地鄙视穷人。他们不该生来贫穷,他们只是病了。这治病的药方不易得,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把他们从底层的泥沼中拉出来,而不是顺势踹上一脚。

谁家没个病人呢?你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吗?

多少城市中产阶级为自己体面的工作、宽敞的住宅、英文流利的子女而自豪,半夜里却焦虑得睡不着。怕老、怕病、怕丢工作,怕一夜之间就可能被打回原形。

没有社会关注,没有保障兜底,有几个人能拍着胸脯说,我能一辈子顺风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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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令人深省,现实更让人胆寒。

就像那些指责印度仿制药的专利公司一样,一些高贵冷艳的影评人和观众,在踏入影院之前,已义正严辞地指责起《我不是药神》是《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盗版了,全然不顾里头的故事主线和情感内核,是全然不同的。

他们和知乎年入百万的中产精英一样,随时随地都不忘自己的矜持和身份。站在道德高地,不冷么?

只祝愿他们的这份“正义”,永远不要反噬到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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