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走来的中国改革开放,让中国和中国人在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后迎来了最大的历史机遇。以“实事求为”核心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迅速在21世纪初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创造这个机遇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无疑将被铭印在历史长河中——承接着或赞赏或抨击的话语。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将影响未来中国走向(图源:新华社)
国际上很多观点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已经彻底摒弃了以往的韬光养晦政策,习近平的内外政策正变得极度具有扩张性,您对此有何评价?
中泽禾襄:
这种声音和质疑确实比较多,而且很多人对此持批评和质疑的态度,这种批评和质疑更多指向了习近平本人,认为他是出于个人政治需要修改了邓小平时代以来的中国内外政策,但这么看其实是很片面的。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40年的高速和中高速增长后,本身的体量和中共建国初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点,国际社会也有目共睹。中国是否已经到了放弃韬光养晦政策的时间节点不仅在中国国内,也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国际上更多的观点认为,习近平的政策符合目前中国发展现状需要(图源:新华社)
对于这一点,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一件能够完全按照中国或习近平本人希望而进行谋划的事件,而是中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国内国际上存在的客观情况引领了中国做出的自然选择。中国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其维系韬光养晦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国际上,国际社会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在中国国内,也有要求中国走出的强烈呼声和现实需求。
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藏不住”的发展时期,无论如何做,都会吸引众多内外目光加以关注,更加迫切的是,中国传统的韬光养晦政策带来的内敛倾向和美国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已经或多或少的开始阻碍中国朝向更高发展水平前进的步伐。
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一系列内外政策背后其实都是迎合了中国在这一时期发展的现实需求,中国政府高层也清楚的认识到了巨大变革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中国需要整合政治力量领导这场变革,习近平时代中国的政治格局可以说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尽管存在问题,中共依然保持活力(图源:VCG)

中共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经济民生领域进步巨大(图源:VCG)
根据您的观点,您认为从确立习思想,到修改国家主席任期,备受批评的习近平建立的长期政权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客观现实因素导致的?
中泽禾襄:
在国际上有很多政治学者认为,习本人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其具备对外扩张的“政治倾向”。我本人则不太赞同这种观点,我认为,一个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所采取的内外政策必然有历史的连贯性,习近平时期中国的内外政策是中共建政以来历史综合作用的结果,甚至于习近平这一政治人物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在经历了放权式的改革后,各种利益和各种矛盾交织所产生的能量已经把前所未有的挑战摆在了今天的中共政权面前。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史来看,水平最高的苏联在经济领域没有取得像中国这样的成就,苏共更未曾面临过中共所面临的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时代变化。
今天的中国,各种利益和矛盾交错,中国和中共在国内和国外也有大量的敌人,在这种情形下,维护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统一、稳定,并且继续保持其快速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和政府。这一点,中国的历史也证明了,像盛唐、明清等王朝在其极盛时期,无不是出现了强有力的皇帝统率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施行威权政治的中共政权也一样,在带领中国狂奔了40年后,中共政权需要出现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在国家已经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的阶段下,在维持政权稳定的同时带领国家走向更高水平的发展。
但问题在于,中共政权并不同于中国以往的封建王朝,中共希望建立建设现代国家,通过现代治理手段实现自身政权的现代化。所以,看待所谓的“习近平独裁”不能仅仅参照以往的经验进行评价——一些西方国家人士,尤其是自由派人士恰恰局限于此——我们应该看到习近平“独裁”的特殊性,以及认识到被我们误解了的习近平式的独裁的真正形态。

红色中国的奇迹或还将继续(图源:VCG)
您的所说的误解具体指什么?
中泽禾襄:
当然,就我个人而言,并非赞同威权主义。首先,我想强调的是,作为中共一党专政的中国政治,习近平和习近平体制在现阶段出现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共的分权在胡锦涛时代达到了巅峰,但中共并不是公开透明的自由民主体制,在暗箱操作的政治环境下,中共党内的分权反而制造了更大的不透明和更多的隐蔽利益输送,直接结果就是“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之类的中共高级官员的帮派化和腐败化。
这种情况严重削弱了中共的统治根基和民意基础,造成了中共统治集团和民间矛盾的激化。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这样的强人式的领导人的出现对于中共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及时的。
其次,习近平的独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独裁。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皇帝被称为“金口玉言”,一言既出则绝不能被更改,个人的意志凌驾于一切。当代很多的独裁者统治方式也非常类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邻居朝鲜的“金氏王朝”。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独裁我认为是基于“中共党内民主”的独裁,是中共高层通过选择,达成共识的结果,是集体的意志。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习近平的出现时中共高层集体塑造的结果,而习近平必然也受到中共高层集体意志的牵制,尽管他拥有的权力比过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都要更大更稳固,但他也必须接受这样一种集体意志的制约。
这种“集体意志”真的存在吗?
中泽禾襄:
中共智囊将指导思想、理论通过习近平进行“特殊集中”(注:当前中共许多思想政令都以习近平名义发出,以习近平名义),有利于中共提升在国内各个阶层中的权威,从而强化中共自身的统治。现阶段我们所看到的为习近平进行的“领袖宣传”其实就是在强化中共中央的权威——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中共传统的手段而已,却被外界误认为是习近平正在推进的个人崇拜,这种历史倒车,由中共这种善于自我革新的政党开出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所以,我的观点是,习近平式的“独裁”只是中共最高层集中全力,防止各地官员和高层内部出现分化的政治手段,而并非是传统意义上就像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所做的那样,习近平真正的个人独裁。
当然,中共的做法也有其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如何维持目前“表象上的独裁”。习近平在得到了中共高层的支持后,手中掌握的权力越发广泛和稳固。权力将会对习近平个人产生巨大的诱惑力,同时,由于政策原因,中共基层机构和官员容易出现忠于习近平而非忠于中共的思想偏差。中共内部如何对习近平进行限制也成为了中共加强权力集中后重新面临的课题,这看似是一个悖论,十分具有讽刺效果。
在这一点上,中共没有前例可以参考,前苏联政治的一些模式可以借鉴,但我认为借鉴力也是十分有限。在这一点,中共的课题可以说始终是习近平在执政初期所说,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论是可以看到的明文制度,还是中共内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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