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年的抑商主义达到了使商人，无论财富多寡，在文化上始终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目的。所以，从那时至今，将社会问题归咎于社会最底层，始终是政治上最正确的
——《韩非子·五蠹》
这是韩非子对“商工之民”即商人的评价：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韩非子将商人与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一起称为“五蠹”，即导致国家灭亡的五种蛀虫。
如果不了解足够多的场外背景信息，仅凭电影展现的故事情节，《我不是药神》的观众对商人群体的印象，仍然会与韩非子2200多年前的论断保持一致。
就像韩非子将国家灭亡归咎于商人从农民身上赚钱一样，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我不是药神》涉及的利益各方中，患者看病贵这口锅，算来算去，也只能让药商来背。
即使有范蠡这样“三聚三散”的作为代表，商人也被韩非子认定为销售假冒伪劣，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即使药商的利润是数十亿美元的研发投入和无数次失败换来的，一句“他才二十岁，他只是想要活着，犯了什么罪”，也被观众认定为乘人之危，落井下石。
2200年来，受政界和学界长期推崇抑商主义的影响，商人在中华文化中见利忘义、认钱不认人的负面形象，以及无论拥有多少财富、也无法享有匹配社会地位的现实，在改革开放40年后，仍然没有发生变化。
一、氓之蚩蚩，抱布贸丝。
在韩非子之前，《诗经》中就刻画了一个始乱终弃的商人形象。
入选中学教材的《卫风·氓》，讲述了女主人公先被渣男疯狂追求而以身相许，婚后渣男移情别恋，最终被家暴、抛弃的故事。
实事求是地说，渣男从古到今都不少，也各行各业都有。但《氓》这首诗，一开始就设定了渣男的职业：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布”是春秋时期的一种货币，“抱布贸丝”就是渣男拿着现金去买丝。
显然，女方是农民，种桑养蚕，所以有丝；而男方要么是丝贩子，从农民那低价收过来，再高价卖出去，要么是布坊的采购员，他的商人职业都是确定的。
也许有人会说，男方也不一定是商人，贸丝只是个幌子，目的是和女方套近乎——如果男方是其他职业，他会用买丝的方式套近乎么？
比如，如果男方是猎人，那套近乎的方式是：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出自《召南·野有死麕》，男方为女方打死了一头獐子，用白茅草包起来送给她。
如果男方是乐师，或者至少是懂点音乐的文艺青年，那套近乎的方式是：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出自著名的《周南·关雎》，男方想通过弹琴鼓瑟来亲近她，通过敲钟打鼓来使他快乐。
所以，抱布贸丝的，很可能是个商人。
你看，商人不但在经济上与农民争利，在感情上也要欺骗农民，实在是太坏了，不愧是国家的蛀虫。
可是，这世上渣男那么多，为啥偏偏要选一个商人做典型？
二、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白居易在著名的《琵琶行》中，为了表达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琵琶女的丈夫自然就成了批判对象。就像电影为了表达对患者的深切同情，一定要树立一个反派一样。
而很不幸，这位丈夫又是一位商人。
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这琵琶女来自京城长安，13岁就学会了琵琶，是宫廷乐队的当家花旦。年轻时长安富人区的二代们争先恐后来看她表演，然后打赏她。后来年龄大了，没人看表演了，只好嫁给了一个商人，来到了江州（今九江）。商人又不能一直陪在她身边，上个月去浮梁（今景德镇）买茶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琵琶女对这样的现状显然是不满意的：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所以站在琵琶女和白居易的角度，琵琶女给商人做老婆，从社会地位看，还不如为二代出台。
而站在商人的角度，当时在社会上是娶不到年轻老婆的，只能为二代做接盘侠，把二代玩剩下的过气明星娶回家。婚后琵琶女作为一个全职太太，全靠商人出门赚钱，却还被认为是“重利轻别离”。至于商人将景德镇的茶叶贩卖到九江，实际上是匹配了茶叶的供给与需求，为景德镇茶农创收做出的贡献，根本不在主流社会的考虑范围内。
你说商人是招谁惹谁了？
当然，唐代也有描写商人经商不易的作品，比如诗人吴融的作品《商人》：
百尺竿头五两斜，此生何处不为家。北抛衡岳南过雁，朝发襄阳暮看花。蹭蹬也应无陆地，团圆应觉有天涯。随风逐浪年年别，却笑如期八月槎。
但这并不是当时的主流作品，诗人及诗作的知名度均远在白居易及《琵琶行》之下。
三、
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
最后，我们再回到韩非子的《五蠹》。
韩非子在文中对政府如何管制商人提出了建议：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他说：明君治理国家，一定要让商人一方面数量尽可能少，一方面社会地位尽可能卑微。现在社会上买官现象严重，商人有了钱就可以买官做，所以商人社会地位就变高了。这样大家发现商人社会地位高，就有更多人会去经商而不是种田打仗，这会破坏国家的统治基础。
所以，在韩非子看来，社会上买官现象严重这口锅也得让商人背：不是官员的道德品质或者监督制度出了问题，而是商人有了钱会去买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剩下的少数原来也是好的，只是面对商人的“围猎”，暂时迷失了方向。
汉初几任皇帝落实了韩非子的建议。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汉初规定商人不能穿丝绸衣服，不能坐车，后代不能做官，同时对商业征收重税，达到了减少商人数量、降低商人社会地位的目的。但是，汉朝买官的现象得到解决了吗？当然没有，东汉末年，各个级别的官员都明码标价公开兜售，地主阶级成为官员的主要买方，最终轰然倒塌。
尽管从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抑商主义没有也不可能使一个朝代千秋万世，却达到了使商人，无论财富多寡，在文化上始终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目的。所以，从那时至今，将社会问题归咎于社会最底层，始终是政治上最正确的——再强调一次，说商人是社会底层是文化层面的最底层，农民在财富层面显然比商人地位更低，但文化层面的地位远高于商人，没有什么社会问题敢公开让农民背锅。《我不是药神》再次让商人背锅，不过是2200年抑商主义带来的这一结果的沿袭而已。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