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出版的《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中，辛子陵的《耀邦反对文化专制----兼论开放报禁的必要》、林京耀的《发展民营经济是个大政策》、宋以敏的《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杜光的《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王家典的《历史实践严酷检验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周成启的《缅怀耀邦，把中国的民主化事业推向前进》从不同角度，对胡耀邦做了回忆，强调要继续胡耀邦未竟的事业，把中国的改革推向深入。
何方在《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在民族自治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中，回顾了胡耀邦对民族问题的主张，认为应该继承当年胡耀邦的精神，尊重和信任少数民族，实行真正的充分的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实行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
何方批评了执政党在民族政策制定和实行中的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六十年来，我们一直宣告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但这只是表面的和对外宣传用的，实际情况却是另一回事。因为所谓自治，就得允许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但我们实行的则是『党管一切、汉人当政』」。
就西藏而言，何方没有否定共产党本意在「解放百万农奴」的初衷，但「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和内地一样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还以救世主自居，这本身就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原理。从外面输入的这种制度变革，大大超出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觉悟和认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强加」。
「我们长期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看待民族问题，也一直用『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的观点看宗教，所以对宗教总是不信任，总有一种近乎自发的排斥心理，不但要加以控制，还要按自己的模式进行改造。这当然只能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对。我们又习惯于不从自己方面找原因，只知道强制教育和进行镇压。但是压力越大，反抗力也越大，矛盾就越来越激化了」。
锺沛璋在《耀邦与知识、知识分子》一文中说，胡耀邦深感过去宣传部门的弊端，把宣传部门变成文艺界的「管教所」，设置了数不尽的清规戒律，还搞了许多帽子、棍子。这是文化专制主义。宣传部门应该成为文艺界前进中的「服务站」。为此，八二年他还指导全国文联党组为党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文件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坚持「三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
八二年，锺沛璋被调到中宣部新闻局工作，当时中宣部也在中南海办公，他有机会见到胡耀邦。当时有几位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正受到来自上面的点名批判，使胡感到为难。一位是部队作家白桦，他创作的小说《苦恋》，描写一位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尽摧残，他女儿问他：「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这是处在困境中一句激愤的辛酸话，被保守派抓住认为「叛国」、「反社会主义」。
胡耀邦一方面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好的作品，另一方面尽力使之降温说理，让作者接受批评，而结束这场「文革」式的大批判。一位是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他透过报告文学尖锐揭露现实中党内存在的腐败，以表达对党的「第二种忠诚」，引起有些领导人的不满。胡耀邦曾试图说服刘宾雁改报告文学为创作小说。
锺沛璋说，胡耀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担任党中央的领导，虽然他心如流水，与人类现代文明的长河联在一起，但上有老人「垂帘听政」控制，中有长期形成的「左派」势力攻击，处境十分艰难。儘管他无私无畏，一再反对帽子、棍子的文化专制主义，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种污染」的帽子、棍子还是不断向他压来，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作为一个重大罪状下，被迫下台。谢韬因年前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而名噪海内外。此书主编张博树在谢韬家一起讨论谢韬拟写文章的主题。谢韬当时精神颇佳，谈了两个小时，最后商定文章主题围绕执政党的组织转型话题展开。谢韬已就这话题写过一篇短文，但言犹未尽，很想就此机会做一个更深入的探讨。谢韬还索要了有关胡耀邦的资料，表示在写作前再做些研究。遗憾的是，此事未及进行，他突发脑血管病住进了北京医院。幸亏抢救及时，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目前，他的病情已有所好转，但继续原来的写作计划，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
谢韬入住医院，前不久李锐去探望他，他已经说不出话来。因此《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收录的是谢韬早先写的文章《共产党组织转型的思考》。文章指出，共产党强调自己的「先锋队」性质，组织上奉行「集中制」和「集权制」，在政党组织形态上其实是极其落后的。「先锋队」理论完全不能适用于建设一个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开放的、群众性的现代政党。这样一个政党应强调「民主」而不是「集中」，强调「分权」而不是「集权」。
李锐等一批关心中共命运的共产党员最近撰写文章，汇集成《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作为「中国转型建设文库」系列丛书（石逸群总策划）的第一种，即将由香港晨钟书局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者张博树是该书主编。四月五日，张博树就此书出版，在北京接受亚洲週刊访问。
你怎麽会想到筹划此书？
零八年秋在和一些中共老前辈聚会时，谈及胡耀邦逝世已快二十年，但耀邦的这桩公案还没有翻过来，此事不宜再拖。耀邦有很多思想还没有认真、深入梳理，而这份遗产对当今中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该对此做点什麽。这就是该文集的缘起。作者都是或曾是中共党内人士。不少朋友为此书的编辑和出版提供了帮助。我并不是中共党员，但受这些中共老先生的委託，承担文集的编纂工作，颇感荣幸。
你为什麽会选择这十二位作者？
其实联繫过的作者不止十二位，由于有的老先生身体状况不太好，或是有别的事情，最后落实的是这十二位。这些老人，年岁最大的已经九十多岁，小的也已七十多岁，在两、三个月的写作过程中，老人们都极为认真，有些稿件反覆推敲、修改。何方老先生甚至因用脑过度失眠而住进医院。他们的精神的确令人感动。
此书的主题是什麽？
胡耀邦去世二十年，中国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造成权贵资本泛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结构失衡，在根本意义上阻碍中国回归人类普世文明。当年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而且严重程度已远甚于当年。二十年来所取得的所有经济成就，在一个助长贪腐的体制面前，显得黯然失色。这就是我们当下面对的现实。今天纪念胡耀邦，必然怀著一份深深的现实关怀；这种纪念，除了缅怀故人，更是为了推进耀邦先生未竟的事业，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宪政转型。本书题为「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意义即在于此。这也是编辑、出版这本书的根本用意所在。你怎麽理解中共党内出现不同的政治主张？
中国共产党是根据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创建的革命党，在政党分类上，属于现代极权主义政党类型。严密的组织、服从领袖、禁止一切派别活动是极权主义政党的基本特徵。毛泽东当政时的中共，曾把这些特徵发挥到极致。在那个时代，中共党内不按照自己的党章规定，开展「民主生活」，出现不同政见或形成有组织的党内派别，更是不可能的事。
一个专制性政党内部出现分化，产生不同的政治主张，只有在这个党生逢的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作为极权主义政党的党本身也开始走向衰落时，才有可能发生，这正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实。
这些作者被视为中共党内民主派，你怎麽看中共党内这一群体？
这些年来，共产党内出现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当年参加革命本来是为了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大半生的经历证明，这个他们亲手参与创建的体制，非但建不成这样一个「新中国」，反倒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只有宪政民主，那个原来被马克思主义批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建构，才是人类的光明正道。他们是这个党的成员中的最早一批觉悟者。「两头真」可谓对这批老共产党人的如实写照，那就是，年轻时参加革命、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是真；到了晚年提倡宪政民主、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同样为真。正是这样一个「两头真」老共产党人群体的出现，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形成做出了重要开局。
中国的宪政改革为什麽那麽困难？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内还有主张回到文革的「毛派」和坚持「特色论」的正统派。最近正统派对普世价值的批判不就搞得热火朝天吗？这说明这个党的确在认知层面已经发生分化，而认知背后反映的则是更加尖锐的利益层面的衝突。中国的宪政改革，要求它的执政党也跟上时代的步伐，从原来的专政党转变为宪政民主体制内的民主政党。
这不容易，有太多的既得利益，特别是权贵利益绊著执政者的腿，令它寸步难行。民间自由力量做了很多努力，推进改革和宪政民主，零八年底发表的《零八宪章》就是证明。中共党内民主派也在思考，也在行动。这次十二位政治老人联袂奉献的这部文集，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同样给中国带来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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