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的重臣李鸿章向清廷提交奏折称中国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不久前，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外事工作会议上说“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历史与现实的回响中，习近平再论“变局”的意图何在？中国又在历史的节点上了吗？另外，从习近平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不难看出，他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天下观，而在这场会议上正式确立的“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之间又有着何种联系？这种天下观对于世界又将有哪些影响，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
对此相关问题，记者专访了外交学院副教授杨晖。杨晖表示，中国的朝贡体系被西方误解，虽然朝贡体系表面上是高高在上和不平等的，但是它的核心问题是“礼”，恰好是对现实世界和格局的一种反应，即大国要有大国的地位和担当。另外，虽然中国日益强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刻意的输出文化、价值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在不断成长的过程。此为习近平天下观系列访谈第三篇。
西方对于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往往理解并不深刻，甚至歪曲误解（图源：新华社）
记者：一提到天下观，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中国帝王高高在上的形象，以及随之而来的叩头、朝贡等等。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就直接批评今天中国的天下观，“明朝看起来是他们的模式，当然以一种更强悍的方式，要求其他国家成为他们的朝贡国，对北京叩头。”而且在近几年，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一直担心崛起的中国有重建“朝贡体系”的野心。对于兼具现代性和传统性的中共来说，在表达、建立己方天下观的过程中，该如何避免这种“误解”进而让世界看到“义”和“利”？
杨晖：西方政客对于天下观的批评，基本上都是有着利益集团和选票需求，有时候真的是迎合某一部分的势力，或者为了达到某项公共政策而说的话。这些话，肯定有他的依据，但是如果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看不到它对东西准确的把握。
比如说朝贡体系，按照西方人的历史观，脑海中应该是罗马的皇帝在接见其他蛮族首领或者部落首领时候的画面，他们中国的朝贡体系的理解是不太全面的。
所谓的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中国天下观念影响下的一种制度构建。这种构建有历史的核心，也有蕴含的中国人的政治哲学。朝贡体系表面上是高高在上和不平等的，但是它的核心问题是“礼”，表面上来看，国家间的关系可能看上去不是现在主权国家间的平等关系，但是它恰好是对现实世界和格局的一种反应，即大国要有大国的地位和担当。比如，在一次峰会上，有个小国是轮执主席，然而整个峰会当中，它没有也无法有任何作为。恰好是现在的国际法，所谓国家平等带来的问题，让小国拥有了地位，但是它尽不了它的责任，实际上大国承担的大责任更多。
我们该如何理解朝贡？我刚才讲朝贡背后是“礼”，中国讲礼尚往来，礼尚往来从来都是强调心意，诚心。比如说我给乞丐一顿饭吃，可能他还我一个野果，这就叫礼尚往来，我不会因为他是乞丐而拒绝他给我的野果，我会觉得这是他拿给我最好的东西，这是他的诚意。在朝贡体系中，中国并没有迫使他国进贡，有的时候也没必要那么频繁，心意中国收到就好。然而比如说像朝鲜，中国给朝鲜规定是三年一贡，但是朝鲜强烈的要求是一年一贡，甚至最后落实下来是一年几贡，为什么？朝贡体系蕴含了一套贸易逻辑，在儒家“礼”的影响下，重礼，重义而不重利。
如今的自由贸易有国际法的保护，然而在民族国家体系中这样的国际法才适用。朝贡体系也同样如此，也是对某个体系当中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提供保护。外国学者、政客或者政治人物，他们的立足点可能就是民族国家的立场。虽然今天的世界是民族国家带来的世界，然而民族国家毕竟只是500年的历史。他们可能用这种逻辑来判断中国以现代国家的身份在世界担当的抱负：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想恢复罗马帝国的荣光；希特勒时期的德国神圣罗马帝国的时期；日本要回到大东亚共荣圈时代，虽然日本历史上没有实现。
他们还用很多西方的理论，比如说修昔底德陷阱，去解释中国的天下观，解释背后的目的非常复杂，有可能是选民，有可能是它的公共政策，也有可能是其他一些政治目的，但是它是否真正对朝贡体系，以及朝贡体系中在礼的原则包含了一套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往原则有真正的了解？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记者：汪晖教授在其书《颠覆》中讲，中国虽然披着现代性的外衣，但其内还是一个帝王的角色，他兼顾传统性和现代性。田飞龙教授在分析香港问题的时候也曾用到这句话，认为现在习近平也是保持着两者间的一种平衡和灵活性，它拥有很现代性的一面，也有很传统的一面。然而我们的现代性和传统型都很难让西方接受，因此中国应该怎样做才能最大程度的消灭这样的负面影响，因为从过去几年来看，这种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存在于美国，这可能有两个大国争霸的背景，而且还存在于东南亚的那些小国，他们对中国也存在蛮多警惕的。
杨晖：你说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的实际国力的增强，进而对世界格局的改变，这是大国的担心。小国担心的是对他们生活秩序的改变，其实东南亚的国家愿意与中国贸易，就是担心贸易多了会改变了它的生活，进而可能产生一些警惕。有些东西可能于中国政府的行为有关，或者是中国政府的一种外交战略，而有的东西可能真的与中国没什么关系，是自由市场或者是自由贸易的结构导致的。比如说中国一些企业到国外之后做的很大，改变当地人的生活，又如现在世界上旅游胜地都有中国人，这也是改变。另外，中国崛起和强大是有赖于国家来发展市场经济，这样的一种模式也可能让人感到恐惧，因为中国政府以及执政党的动员能力、吸纳资源的能力、做事的能力太强大了，这点是其他国家很怕看到的。
但是，中国做事情往往存在一个度，这是中国传统，有些事情不会做的太过。世界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就是瓦解传统帝国的历史，民族国家把一个原古老的帝国瓦解以后，左右的民族国家也会来分尸古老帝国的尸体，包括现在欧洲、东欧的那些帝国倒塌了之后，民族国家都是这样做的，甚至中国也差一点成为他们分尸的对象。但苏联帝国倒塌的时候，如果中国真要争霸的话，也是会扑上去的。然而中国并没有，如果是以一个国家的利益来判断的话，那是最好的机会，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做，这点是西方国家没有看到的。
当然，一个成就之后必然存在很多非议，其实中国要是刻意输出某些东西的话，反而仅仅是工具性的输出，而不是价值性的输出。中国真的到了输出的时间节点了吗？中国的现代性是否到来？中国的现代性是否具有国内传统、中国文明的延续性，并与世界文明贯通，融合在一起？西方的现代性不一定是着装很时髦，它可能还包括人的现代性，例如世俗的，理性的等等。同时，现代性是时间概念也是空间概念，时间就是我们讲的全球化的时代，空间就是它制度性的架构的问题等等。在这些方面，中国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在不断成长的过程。只不过我们突然间个头窜的猛了点，就像一个小孩一样，突然间从一个中学生到了1米8的大个，但是这个孩子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这也是希望中国不要刻意的输出文化、价值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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