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很多人还在因为电影《我不是药神》所揭示的“天价药”而哀叹“活着不易”时，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长春长生”）生产的疫苗涉嫌造假事件，则直接将围观者推入另一种更急迫也更歇斯底里的困境——救救孩子！
不消说，每一次当“救救孩子”这样的呼声响起，都必定不是小事。这一次的疫苗事件，更是引发了全民集体讨伐与愤慨，防火墙内外硝烟弥漫。
虽然正在外访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事发不久后即做了表态，措辞强硬地表示“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仍然无法平息如潮水般涌来的口水与质疑。人们通过社交媒体表达着愤怒和焦虑，也最大限度地传导着对于政府的不满情绪。
从疫苗之殇到疫苗之王，中国政府公信力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图源：Getty）
这是一起重大安全事故，同样也是一起重大舆论事件。惨痛教训殷鉴不远，近到两年前的山东疫苗事件，远到2010年的山西疫苗造假，以及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人们的普遍狐疑在于：
为何这样的安全事故一再上演？政府的监管体系何以屡屡失效？是不能也，还是不为也？追问之外，以今次的长春长生作为“样本”，的确有太多问题亟需正视，也有太多教训必须反思。
首先就是监管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聂辉华第一时间的连续追问，便尽可能抽离了谩骂与愤怒而将重点落在了监管体系和制度设计上——食品药品监管体系是否应该进行彻底改革？重审批、轻监管的管理模式何时能够改变？改善营商环境的重点是否应该调整？问题官员的问责机制是否有名无实？地方政府和企业和政企合谋是否普遍存在？
围绕现有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和漏洞，曾在2010年因调研追踪山西疫苗乱象而名声大噪的调查记者王克勤，给出了更为直接的答案。“制度存在问题，制度存在漏洞，对整个经营疫苗的企业和公司资质的审核规定不详尽、不严格，对整个运营过程中的监管不到位”；
“制度上还存在很多漏洞，这是第一点；第二，整个监管体系的管理存在混乱，为什么我们称之为‘山西疫苗乱象’？不仅仅是有这样公司的问题，不合格公司托管的问题、价格混乱的问题、任何流通环节里都存在着这样那样不完善的问题。”
其次是问责力度。
今次疫苗事件东窗事发后，舆论普遍批评官方此前的处罚力度过轻。按照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处罚决定，除了“没收库存”、“没收违法所得”外，罚款仅三百余万元，对于近乎垄断的药企而言，可谓九牛一毛，不值一提。而此前因三鹿毒奶粉事件受到处分的原国家药监局司长，2014年升任国家药监局药品安全总监，并在2016年升任当时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所谓的问责被认为基本流于形式。
再加上一则《疫苗之王》的文章所揭露的官商勾结和合谋，媒体也披露长生生物销售人员存在行贿多地官员的行为，让愤怒的情绪进一步高涨，信息有限的民众亦开始笃定，这不过是又一场官商勾结酿成的惨剧。
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官商合谋外界不得而知，但至少需要反思的是，面对情节如何恶劣的违法违规行为，有必要建立严格的惩戒体系，让企业为失信和违法违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比如建立一次违法终生禁入行业等制度，让违法者倾家荡产，发挥真正的震慑作用。如若处罚、问责戳不到痛处，只是弹棉花式的做做样子，如何能让企业产生畏惧？又如何避免此类悲剧再次发生？
其三是舆论管控。
面对这样一起严重的安全事故，在民间舆论场已经沸反盈天之际，官方媒体却第一时间集体失语。当盖子被彻底掀翻，相关部门还是简单粗暴的以“删帖”与“禁言”作为舆情管控手段，这样自毁公信力的做派，难道相关部门全然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
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从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到红黄蓝幼儿园性侵事件，再到刚刚平息不久的鸿茅药酒风波，当每一次重大舆论事件发生后，官方习惯性的既定动作便是“删帖”、“禁言”，这一次的疫苗事件也不例外。
以至于有人无奈调侃：建议中宣部全面接管药监局，虽然都不专业，但好歹尺度严规则细，忧患意识巨强。
调侃归调侃，确也道尽了宣传部门在应对重大舆情事件时的乏力与粗暴。面对疫苗危机这样全民关注的重大事件，民众义愤填膺也好，焦虑恐慌也罢，都再正常不过，宣传部门需要做的，是第一时间以确凿的事实来疏导情绪安抚民心，在一些公众普遍存有疑惑的问题上给予权威的解答，而不是一味地防与堵。
要知道，越是在舆情沸腾、信息混杂的关头，越需要官方提供权威确凿的事实，比如通过权威发布，告知民众当前涉及的疫苗有哪些，问题具体都出在哪儿。如是，方才是恰当的应对方式，也才是化解公信力危机的明智之举，同时也能为相关部门处理问题争取一定的时间。
截止发稿前，中国国务院已建立了专门的工作机制，并派出调查组进驻长春长生进行立案调查。长春长生董事长以及4名高管也被带走调查，吉林省纪委监委也启动了对疫苗腐败案件的调查。人们有理由相信，今次的案件在高层接连发声表示“高度重视”、“一查到底”后，会给民众一个说法和交代。
可问题在于，如果每一次的重大安全事故都建立在偶然性基础上，那么类似的悲剧本身就将带有某种让人细思极恐的必然性。
是谁给了一些企业顶风作案的底气？又是什么样的制度让越来越多的人有机可乘？拨开笼罩在普罗大众头顶恐惧且绝望的迷雾，必须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开始修补一个个“黑洞”。如若继续治标不治本，继续装睡，本就摧枯拉朽的公信力，迟早淹没在民众如潮水般涌来的愤怒口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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