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一直把中美贸易逆差当做发动贸易战的“出师之名”，而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2017年全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6,359.7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1,303.7亿美元，美国自中国进口5,056亿美元，美方贸易逆差3,752.3亿美元。这个美方计算出来的巨额逆差，究竟是不是由中国的“不公平”而贸易造成的呢？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究竟为何？
CCG认为中美贸易逆差根源不在中国的贸易“不公平”（图源：VCG）
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发布的题为《理解与破局：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度分析和智库建议》的报告中，揭秘了中美贸易失衡的五大本质原因——全球经济迅速发展造成的结构性问题、传统的统计数据方法对美中经贸逆差有严重的误判、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美国政府对贸易战多元化的态度和成为受害者的美国跨国公司。
（一）全球经济迅速发展造成的结构性问题
贸易逆差是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的必然结果
从经济原理解释，美国的贸易失衡首先是由美国的国民储蓄决定的。著名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的公式表明：净出口＝（私人储蓄－投资）＋（税收－政府开支）。用最通俗的话说，一个国家的贸易失衡从根本上说明该国没有做到“量入而出”，而是“寅吃卯粮”的状态。如果美国的投资额超过整个国家的储蓄额，就必然从世界其他地区输入资金来填补两者之间的缺口，也就造就了当前的贸易逆差。此外，用美国政府信用支撑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一方面给了美国不惧通胀的美元“印钞机”来维持超出自身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美元流动也成为支持国际经贸体系的公共产品。经济学著名的“特里芬两难（Triffin''s Dilemma）”表明，一旦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国际主导型的国际性储备货币，贸易上一定会出现逆差，同时，如果美国不维持贸易逆差，美元流动性缩减，将对全球贸易产生负面影响。
美国持续下降的居民储蓄和飙升的国债拉大了贸易差额
近20年来，美国的居民储蓄率持续下降，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8%降到了2006年的1.75%，2007年上半年一度为负。美国联邦债务率从1994年的49%降到了2000年的34%，而到2006年上升到70%。去年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再降到3.6%，而联邦债务率超过了100%。
现行国际分工体系决定了中美贸易格局
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基础农业和制造业为主导，美国的经济结构是以服务业为主导。中美双边贸易直接反映了两国在比较优势和经济结构上的互补--在中美货物贸易中，美国是逆差，在中美服务贸易中，中国是逆差。2006年到2014年间，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以每年16.7％的速度增长，2015年总额达到330亿美元，其中包括旅游和教育（57.2%）、版税（12.3%）、交通（10.1%）、商务服务（7.7%）及金融服务（6.3%）。
美国出口管制进一步拉大了美中两国的贸易逆差
带有冷战色彩的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一直没有改变。2001年美对华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同类产品进口的比重为16.7%，2016年该数字降至8.2%，这与美国科技强国地位和中美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的现状极不相称。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7年4月的报告，如果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程度降低到对巴西的水平，对华贸易逆差最多可缩减24%；如果降到对法国的水平，双边逆差最多可消减34%。
（二）传统的统计数据方法对美中经贸逆差有严重的误判
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根据美国国会今年3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在全球价值供应链下，中美产品几乎都达到“中国产品中有美国零件，美国产品中有中国零件的地步”。
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中国居于中低端。随着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和供应链的跨国发展，美国企业掌握了产品设计、核心零部件制造、运储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从中获得了绝大部分利润。从出口附加值的角度，根据经合组织(OECD)2011年《附加值贸易》报告，中国制造出口美国的产品国内附加值仅占比46%。2016年的数字表明，高达77%的中国高附加值出口是外资企业。美国投行高盛估算，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仅有三成为高附加值出口产品，而高达46%为外资企业产生。
中国国内正在出台多项举措推进经济改革（图源：新华社）
美方贸易统计方法过于简单与实际情况有相当差距
中美贸易差额具体数字为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双方贸易逆差计量存在差异，而且数额相距较大。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对2017年中美货物贸易的统计，逆差为2,758亿美元，相较于美方提供的3,752.3亿美元，这其中就有994亿美元的出入。其次，按照美国“原产地原则”统计，美国对香港高达320亿的顺差，以及美国从香港、澳门等地以转口贸易的形式间接出口到中国大陆的高达1,000亿美元，都没有计算进中美贸易额。
最后，如果按照附加值算，中国顺差会进一步大幅缩水。牛津经济研究中心(Oxford Economics)的研究指出，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有44%的“中间产品”，如果把这部分价值去掉，美国对华逆差将减少50%，也就是美国对欧盟贸易逆差水平。根据德意志银行的估算，如果考虑进附加值因素，在出口结构不发生明显变化的假设下，2017 年美国实际对华贸易逆差在 310 亿美元左右。
美资企业获得了中美贸易中的绝大部分利润
中国商务部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贸易顺差的59%来自加工贸易，57%来自外资企业。2017年中国出口金额最多的企业是郑州富士康，生产了1.04亿台苹果手机，几乎占了苹果手机全球销量的一半，金额高达281亿美元。
《外交政策》一篇文章测算了一台售价为999美元的iPhone X手机，来自中国的制造成本仅占其370美元总成本中3到6个百分点，苹果公司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润。在美国国会通过税改法案后，苹果公司宣布将一次性缴纳380亿美元的海外利润税率，从海外抽回2,451.6亿美元回流美国本土，并计划在未来五年在美国投资超过3,500亿美元，增加20,000个就业岗位，这等于是把在中国赚到的钱又回馈了美国。完全可以这么说，全球价值链中，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反映在美国。
美中服务贸易顺差增长迅速且数额巨大
美方所声称的对华贸易逆差完全没有考虑到美中服务贸易的增长。美中贸易委员会(US China Business Council)指出，中国已是美国服务业出口第二大目的地，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统计为530亿美元（中方统计为547亿美元）。这部分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就被“忽略不计”了。
（三）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是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
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是其重要驱动力
美中贸易摩擦，和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基础发生变化有关。为了取悦在美国去工业化进程中遭受冲击的“铁锈带”中下层选民，特朗普有意通过轰轰烈烈的贸易战方式把自己包装成“实现竞选承诺”，“为美国人出气”的“英雄”，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扩大赢面，这个显性的动机已得到普遍的认识。
中美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的直接推动
中国靠资源消耗、人口红利、环境代价和薄利多销式的“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经济正经历深刻的转型，这就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内核。
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也在饱受经济下行的困扰，从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数据看，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史称“4%时代”，指的是1950到1960年年代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2%的时期；1970年到1990年间年均增长率放缓到3.3%，第二阶段被称为“3%时代”；步入21世纪也进入了“2%时代”。
而美国经济放缓的态势造成了经济增长对强刺激宽松货币政策的依赖。在全球化国际分工的模型下，美国产业出现了制造业“空心化”。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说，1980年之前美国储蓄对投资的影响非常明显，1980年后经济增长找到了另外一个动力——借贷。因此，特朗普所倡导的在许多人看来并不符合美国经济特征的“重振制造业”，是他认为过去全球化将美国经济发展路径引入歧途的“纠偏”。对中国以及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贸易伙伴的关税打击，结合大规模减税和加息缩表的经济组合拳，在特朗普团队看来，将加速全球投资向美国流动，促进制造业“回归”。
美国各界对贸易战的态度迥异（图源：VCG）
（四）美国政府对贸易战的态度也呈现多元化
美国两党议员在国会发出反对声音
2018年7月11日，美国参议院以88比11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总统关税权力。两党罕见展示一致立场，传递出美国政治体制已开始向特朗普政府激进的贸易政策表达焦虑。7月18日，又有140多位议员联名反对政府加征汽车关税，认为对进口汽车及零配件加征关税、实行配额或采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将损害美国汽车业发展。
特朗普团队内部也存在分歧
据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学者史剑道观察，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特朗普至今没有战略，因为政府内部有不同的意见。
美国经济、产业各界发出警告
在贸易战开打之前，有报道称，1,140名美国经济学家，包括14位诺奖获得者，曾联名致信特朗普，恳请总统不要犯下导致美国大萧条的错误。前不久，包括沃尔玛、梅西百货、百思买在内的25家美国知名零售商联合致信特朗普，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以免损害美国消费者尤其是工薪阶层利益，扩大贫富差距。
代表美国零售、科技、农业和其他消费品行业利益的45个行业协会也表示，加征关税会影响美国就业。同时，美中贸易委员会发文指出，商会认同特朗普政府，中国的技术转让现状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确实需要得到重视，但美国企业希望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而不只是最后可能造成更大伤害的单方提高关税制裁。
美国州政府及地方政府表达担忧并加强与中国沟通
前白宫新闻办公室主任安东尼.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日前为《金融时报》撰稿，称中美贸易战打击了美国的政治腹地。
与此同时，美国地方政府也强化了同中国的沟通力度。7月11日，就在美国公布增加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关税清单的同日，芝加哥市代表团访华，不仅签订了“五年合作计划”确保相关投资不会叫停，芝加哥市长还公开表态，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7月19日，22位州长出席了美国州长协会年会，州长们积极地商讨如何应对贸易战，加强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根据美国现行的税收体制，相较于联邦政府，州政府其实是相对独立的，不需要对总统负责，且拥有很大的自主管理权以及对肩负促进本州居民就业的责任。而州政府对于参议院和众议院决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争取到这些州政府，很大程度上争取到了两院的投票权，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争取到了牵制特朗普的机会。
（五）美国跨国公司是贸易战的受害者
美国重要经贸团体批评贸易战的做法
美国最大的经贸团体“美国商会”近日公开指责白宫威胁对华进口商品大举加税的举措，将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削弱美国在海外的投资收益、并有可能实质性地扭曲美国和世界其他重要经济体的商贸联系。
在华投资的公司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在美对华首批加征关税清单中，有59%的产品由跨国公司在华生产，这其中又有70%以上是美国企业在华进行加工贸易、在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产品。据统计，美国加征关税清单中，有一部分是包括拉杆箱、钱包、背包、旅游鞋等在内的旅游商品。这是一个价值310亿美元的美国市场，其中87%的商品来自中国，而这部分商品则很难再其他国家找到大量替代。
2016年里，中国消费者买了4,490万部苹果手机，510万辆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品牌汽车，分别占当年苹果和三大汽车品牌全球销量的21%和33%。通用别克在中国的销售额为420亿美元，超过美国本土的390亿美元，苹果销售额460亿美元，仅次美国本土。波音41,000架新飞机，超过7,000架卖往了中国。
中兴公司2017年从211家美国公司购买了约23亿美元的零部件，美国政府严厉制裁了中兴，然而，中国依赖美国的芯片是相互的。2017年世界芯片总产值是4,400亿美元，中国就占了2，600亿美元，其中70%的美国高端芯片销往了中国。中国占高通（Qualcom）销售额的65%以上，占美光（Micron）销售额的50%，占博通（Broadcom）的50%，占英特尔（Intel）的23%——仅这四家公司的对华销售额就高达500亿美元。集成电路、半导体是研发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果失去中国市场，美国自身的产业竞争力也将受到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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