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8日,在台湾苗栗县大埔张药房遭拆迁五周年后,张药房原址重建,蔡英文与前后内政部长参加动土仪式,作为民进党重视“土地正义”的象征;虽说在2013年苗栗大埔事件之后,由民间组织带起台湾社会对“土地正义”的重视,不过对曾为在野党,现为执政党的民进党政府来说,“土地正义”比较像是打击敌对政营的工具,不易落实于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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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日的屏东市公勇路拆迁与议员咬女警,再到2018年初多次抗争的新北市板桥大观小区、从2012年就抗争至今的“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简称:南铁案),或是在“南霸天”陈菊治下的高雄发生的拉瓦克部落与高雄果菜市场拆迁案。
2013年9月,房子遭到政府征收的张药房老板张森文被发现陈尸在附近沟渠,被认为张森文的死与苗栗县时任县长刘政鸿(国民党籍)的征收相关,而当时众多民进党要员,如:蔡英文、陈菊均发声支持大埔案被征收户,而蔡英文就任后也对张药房的重建着力甚深,终在张药房被拆五周年时在原址进行动土仪式。
看起来蔡政府至少某些程度补偿了张药房的“土地正义”,但为何“土地正义”并没有遍及于全台的拆迁案件?除了被拆迁户的个人与经济因素外,主要还是源自于现行制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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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的例子来看,土地征收争议可谓“拆迁不分蓝绿”,一来是基于土地为地方首长、财政带来的利益,土地征收给政府后,政府能借此重新规划整理,而土地价值往往会借着征收与重新规划整理后提高;或是另一种状况,政府明明就有公有土地供建设使用,但政府因为土地招商利益,故采取征收民地来从事公共建设,这两种都是当土地涉及利益之际,被征收户恐面临问题。
更重要还是民进党政党轮替后,尚未补足现行制度的缺失。如:现前《土地征收条例》仍是2012年修正的版本,并无法跟上近年社会对居住权与土地的重视;另外,虽说民进党执政后的内政部企图将听证制度纳入,以化解土地征收的种种争议,而听证制度也为民间团体长期的运动要求。
听证是依据《行政程序法》,政府为做政策决定而用来考察人民意见的方式,由听证主持者扮演如同法官的角色,让当事者与利害关系人针对行政机关所做的规划提出事证,进行公平、公正的辩论,以厘清相关争议。听证会相对于公听会更为严谨,听证结果也较公听会结果有强制效力。
但是像是重点争议案件的南铁案,内政部就不愿就南铁案土地征收举办行政听证,至于造成议员咬警察事件的公勇路拆迁案,屏东县政府也没办理听证会,可见听证制度虽设立了,不过尚未实际运用到每个争议案件上,因为根据《内政部举行听证作业要点》,听证是否执行,关键点仍在法规规定与主管机关是否认定该案有举行听证之必要,没有普遍将听证制度用于每个土地征收案件,这种作为反加深受影响户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而除了政府尚未落实制度上的漏洞,导致民众对政府征收程序的不信任外,每一个反征收户、反迁移户都有属于他们不愿被土地征收的理由,不论是补偿金额不足以购买新房子,还是一旦搬家之后,被征收户又要多付出交通、就业成本,或是可能牵涉到更为难解的历史问题,如反迁移户过去长时间居住于一间屋子,不过却没有拥有土地权,一旦被要求拆房子、归还土地反迁移户就没地方住了。
以上种种可能的反征收原因,更让“土地正义”不容易普遍在台湾各地征收案件被实践;于是形成台湾社会很讽刺的一景,民进党声称自己是重视“土地正义”的政权,但反拆迁烽火连连,反拆迁户、迁移户的喊声,似乎证明了当今民进党政府的政策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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