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则思变。40年前，在结束“文革”沉闷期后，中国各地都在酝酿着改变。1980年，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东南沿海地带率先掀起了经济狂飙，崛起了诸如苏南、温州、晋江、海南等现象级经济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40年中，它们有的黯淡下去，有的脱胎换骨，而有的则正在经历挣扎和蜕变，寻觅着新的方剂。
在中共建政后的长时间内，浙江一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最薄弱的省区，甚至不及全国一半水平。1978年前后，受制于地贫人多的局面，潜滋暗长的个体小商贩和小作坊成井喷之势，并最终奠定了今天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力的浙江模式。从1978年的124亿元人民币起步，浙江省GDP先后在2004年、2008年超过一万亿、两万亿，此后每三年突破一个整数关口，2017年成长至五万亿，全国排名由1978年的第12名到如今连续多年保持第四的位置。
而给予浙江经济持续动力的个体私人经济中，温州模式恐怕最具有代表性也最为人熟知。作为改革开放之初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其酝酿、诞生、发展、衰落必然有着其独特的故事和发展逻辑。
马津龙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在温州模式的诞生和发展阶段，他先后担任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温州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温州市经济研究中心等地方党政机关研究部门负责人，长期参与温州改革与发展的调查研究、方案设计和政策咨询工作，可以说是推动甚至是护卫着温州模式的发展。可以说，对于这个话题，马津龙应该是最具有话语权的人之一。
以下为采访文字整理。文字采访将分上中下三篇发布，此为第一篇。
温州人大胆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发展民营经济，让他们有“东方犹太人”之称。图为如今温州瓯江岸边码头以及江对面建起的楼房
温州如今老城区正在大规模拆迁，但温州人似乎对这样的老房子情有独钟，可以说，温州人的性格中拥有冒险与保守的冲突
记者：首先能否简单介绍一下，1980年代温州模式是在一个怎样的国内背景和环境下出现的？
马津龙：从1970年代末开始的这场经济改革，如今我们可以看的非常清楚。当然改革不应该也不可能只限于经济领域，但就经济制度来说，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过，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是否属于计划经济都难说，计划经济虽然是不好的，但中国有时候可能连计划经济都算不上。典型的如1958年大炼钢铁，原来国家计委提出的钢铁的产量是535万吨，后来毛泽东觉得不够，决定产量要翻一翻，变成了1070万吨。可以说535万吨是计划经济，但是1070万吨就是胡闹经济了。实际上改革开放前我们总体来讲是计划经济，但经常表现出是胡闹经济的形式。
改革开放后要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的这场改革与诸如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明治维新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同。改革对错先不说，这些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但中国当时仅仅意识到原来的那套东西是不行的，有人意识到要改善它，完善它，或者也有人觉得要改变它。然后改革的过程，具体由各地方去实施。
由于温州本地的种种原因，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率先实行民营化市场化改革的范式。为什么温州会做了这么一个选择？这实际上有种种说法，也不见得每种说法都对，有些说法很牵强，任何一种说法实际上都存在很多不同意见。
例如有说法称温州是逼出来的，因为贫穷落后，但是中国当时贫穷落后地方很多，仅仅这个原因是不够的。又如，有说法认为温州历史上有的商业文化、商业文明的基础，但上海在更早前就有股票市场，建国以前完全是市场经济，宁波的市场经济基础也比温州好。还有说法，认为温州的这种选择与温州历史上的永嘉学派有关，尽管温州人都这么说，但我觉得可以作为一说，但还是很牵强的。
温州的选择也与人事相关，即与领导人相关。温州的80年代初期，我先后经历了多个市委书记，第一个叫袁芳烈（1981年11月至1986年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第一书记、书记），第二个是董朝才（1985年12月至1990年2月任温州市委书记，）。在这个层次的领导干部当中，他们并非一开始就解放思想，但是相对说来他们的思想比较解放，如果说换了其他领导，可能情况就不见得是这样的了。温州的现象不仅与温州本地相关，同样跟中央也有关系。如果说没有一种支持温州改革的力量，或者这种力量不起作用，也不会有温州模式。
中国曾有大邱庄模式、南街村模式、华西村模式。石家庄有个县级市叫晋州市，晋州市现在还存在人民公社。如果没有坚持计划经济、坚持人民公社的力量的存在，南街村和晋州的人民公社本身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很显然是中国支持人民公社的人在那里起了作用。我去过晋州，很显然这种模式是得到外部坚持人民公社力量的特殊关照的。中国地方的文化是有所不同，但是差异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都脱离不了中华文明、中国文化，包括计划经济。只是后来这种差异在种种作用条件下，被人为放大了。从经济学上说，一开始的选择会约束后来的选择，甚至会强化最初的旋转，存在路径依赖甚至锁定的作用。
温州的确有一点不同，即国家原来投资少，没有多少国有企业。如果改革开放前温州纯粹是国有企业，也根本不会存在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是由社队企业演变和改制过来的，有一定基础，有些地方甚至本来都不错。但温州原来就没有像样的社队企业，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家家户户很快都在做家庭企业、家庭作坊之类的，形成了温州的民营企业。可以说，温州的民营企业几乎没有哪一家是改制过来的，都是从头开始的。而苏南上规模的社队企业后来叫乡镇企业，不可能消失掉，只能改制，如今那些知名的社队实际上前身都是乡镇企业改制的。这一点与温州不同。
总的说，中国的改革既然要走向市场经济，那么它总要形成一个市场主体，严格意义上来讲，原来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而在温州，尽管最初是家庭企业、家庭作坊，这些个人层次很低，企业水平也很低，但是它可以算是一个市场主体。所以，温州实际上是中国最早形成市场经济民营化意义上市场主体的地方。
后来2009年中央电视台评选中国十大最具活力的城市，当时温州被评上，对温州颁奖词有一句话我记得是，“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她清晰的脚印，让人们感受到民间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这句说用来描述温州还是很准确的。
实际上温州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民营的、民间的、市场的。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其他地方是不存在的，尽管现在温州也衰落了，其他地方发展起来了。如果一个地方的改革过程，根本就没有民营企业现象，乡镇企业怎么会想到向民营企业这里改进呢？其原因主要是有人先在这个路走出来的，证明的这条路是正确的，它才会往这方面改制。
记者：就如你所讲的，温州模式可以说是必然性和可能性综合影响的结果。
马津龙：对，说不定一个并非重要的因素改变了，结果也会不完全一样。温州模式是老百姓自己走出来的，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的。但如果温州当时不是一个思想相对比较解放的最高领导人主持，可能就会不同。因为尤其在中国这种制度下，最高领导人个人实际上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会影响到整个地方党政部门干部的倾向。另外包括地方参与改革的思想相对解放的人，如果没有这些地方最高领导人支持，也不可能起较大的作用。
当然，地方的改革跟整个中国改革是推进的、停止的，还是倒退的关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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