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对手中的智能手机着迷之极，以至于人们总是会从电子屏幕里的新闻媒体，来了解这座城市正处于怎样的政治情势。而现在，传播于电子终端和社交媒体的关于香港政治领域的新闻和话题，正在持续减少，这一易被忽略的迹象，也不同程度地显现在了本地几家老牌媒体的印刷物和电视节目上。当挤占公众眼球的不再是那些大量报道政治争议的内容时，这隐约折射了香港社会浮现的最新迹象。
四年前，香港民众在几个年轻政客的号召下占领街头，呼吁施行更广泛的领导人选举制度，成就了香港政治历程中难以被忘却的一幕图景（图源：Reuters）
政治退烧 让位民生
观乎完结了156年的英国殖民统治、继而与中国内地更紧密交互的这21年，香港记录了一个又一个新成就，其独到的城市文化也依然能让大批人心驰神往——只是，这风光背后却是暗涌处处，尽管邓小平“一国两制”的神来之笔已经尽可能地打消了国际社会和香港民众的顾虑，但不断累积的陆港矛盾与分歧，却在过去招致了许多未能意料的政治风暴，持续冲击着这个城市赖以生存的政治制度。
在普罗大众看来，四年前的雨伞运动代表着对复杂香港故事真正心生焦虑的开始，在那79天时间里，成千上万香港人露宿街头，急切要求得到自由主义式的民主选举操作，它显示了围绕香港选举模式改良之路那积蓄了数年的紧张局势，正在克制不住地诱发激烈政治对抗。而即便“占领中环”本身有着某种值得理解的良性初衷，但它还是给后续一系列手法粗糙的政治抗议行径，作了个坏示范。
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香港似乎陷入苦闷深渊、甚至还激发了全民对政治的狂欢消遣后，仅仅四年，而今人们就已再难见到那些给社会运转带来波澜的政治挑战行为，无论是香港几个关键的商业区出现的大规模瘫痪，还是农历新年之夜旺角砖头横飞的骚乱袭击，甚至是在本该最为庄严的宣誓场合出现的侮辱种族的恶语粗言……这种种汇聚成的一股围绕陆港政治的喧嚣躁动和离经叛道的诡异力量，竟只是在一次司法解释和连续的定罪裁决后，士气便开始滑落——从高潮到落寞，这来去之快，让人惊讶又感叹。
除此之外，在这座忙于拼搏的、一刻都不停歇的城市里，现下有关纯粹政治较量的争拗话题，也已经很难再赢得社会的广泛关注。维多利亚公园里的烛光纪念、7月1日下午的游行……这些积累了二、三十年的政治惯例，到今似乎难再激活整个香港社会的集会热情。
而伴随世界各地的政治人士都因清晰的情势预判，争相开始重视北京政权对香港事务的威信之时，香港立法会里的反抗者及一些街头的草根政客也显得越来越孤独——任何可以拖延立会议程数月的技术阻挠手段，开始为舆情诟病；反复上演的由政治辩论转向肢体冲突，也被斥责是政治表演；更多人看待港府正在考虑取缔一个提倡香港独立政党的做法时，对打击分裂主义情绪的理性认同取代了所谓对“香港政治自由日益受到限制”的担忧——很多支持他们的民众转而开始思索：激进亢奋的政治抗争与获得的挫败无助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关联，而过往的观察经验告诉了人们，有些反抗形式看上去就很愚蠢。
上述种种，无不成为了考验香港社会政治耐力的一例例重要指标，而现实就是，广泛的社会反应已显示出，香港最新民意开始不支持那些激进的“违宪达义”以及很多光怪陆离的政治幻想，年轻世代支持分离主义的比例应声下降，人们希望不理智的政治抗争终止，并让议会回归理性问政。
于是，即便在喧闹依旧的游行嘉年华中，人们开始看到了更多无关政治主题的标语，诉求也转向五花八门：抗衡地产强权、反对环境污染、抨击劳资积弊、甚至是声援社会边缘人群和动物权益；而生活中，出现在新闻镜头里的抗议者，也转而为古树免遭移除攀枝阻拦，为反对政府拆除历史性建筑而拉起横幅，他们聚集在新界的农田，也抗议垄断公司不时出现的伪劣工程……这些大大小小的抗争议题，都映衬出政治将不再是接下来香港的主要课题。
香港政府正在寻法取缔一个倡导分裂主义的小政党，并呼吁一个记者机构暂停邀请其创建者陈浩天公开分享政见——它本该成为香港眼下最受热议的政治话题，但事实却是乏人关注（图源：Reuters）
而更有证明力的迹象在于，比起空泛、还有些触摸不到的意识形态辩论和关于政治制度优劣气急败坏的争吵，如今的香港人、尤其是作为蓝领和中产阶级的普通人，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香港最稀缺、最宝贵的土地资源，来缓解因为房价过高而无法满足住房需求的极端情况——和那些大厦一样高耸的香港房价以及由此衍生的廉租屋危机，已波及到更广泛的其他领域，它加剧了香港社会的紧张局势。
居住空间被压缩得如此严重，使得香港人开始对北京布置的一个湾区项目可能提供重塑香港房地产市场未来的建议，愈发感兴趣。这个打算让香港和一部分中国内地城市增强互动的政策方案，目前由执政党里七个最高官员之一的韩正负责，他讲求实用主义的个人特质，很大程度符合了可以创造出经济奇迹的香港民众对其主理高层官员的想象，而他近来不断释出的一些对香港事务的理解与工作预期，尤其是他那方略柔和的四项概述，也成为了北京对管治香港的取态开始转向侧重民生的一个迹象。
政治低潮的“双刃剑”
倘若你还执迷于香港那个受东西方政治文明熏染、政治活跃的城市形象，看到这里，一定会为如今这些景象倍感困惑，而到此，你还一定可以感悟到，在这个城市，似乎一切价值都正被重估。当人们还想了解香港因何而徒增政治围困之感时，却没能发现，它竟已悄然进入了政治降温的隧道，而这般动态迹象背后的兴与衰，往往亦需辩证看待。
如今的政治低潮，某种程度可被认为是香港人那急躁又不理智的政治激情，注定会要面对的困顿一刻。北京曾不止一次给出的关于该如何引入让每个人自由直选行政长官的探讨窗口，以及那项被称为第23条的需要香港自行承担起草任务、但又能尺度自量的法律，在目前看来，似乎都需要再搁置一段谁也说不准的时期。这样的局面，无疑令人惋惜与抱憾，因为对北京而言，如果前两者的进度能如期而至，中国也许能更早一步开启它的以香港为榜样的民主试验；而对香港来说，两项政治议题上的犯禁和过火，使得它那繁荣、现代、国际化下所暴露出的种种灰暗斑驳，或许将让北京可能想要更多城市效仿它的想法正在迅速消失，也让香港自身对原本已近在迟尺的选举民主欲求不得。
但对此的讨论也不必总是悲观。即便如述问题目前仍只是悬置而不是消失，但旷日持久的身份政治和泛政治化变异，过往已让香港陷入到更严重的政治停滞和两极化之中——或许，过头的政治放纵是一个很好的警醒，因为以往的教训反过来论证了香港社会在后殖民时代的初期，可能亦需要经历如此事情，才可以真正看清泛政治化、恋殖排外乃至分裂主义幻想的本质缺陷，并发现原来每一处政治郁结的表象背后，经济和民生的滥觞早已无所不在。
徜徉于陆港两地几十年所发生的戏剧性变化中，香港人仍然保持的某种习惯性的优越感或是意识形态上的傲慢，使得它如今被看来，只会影响乃至妨碍这座城市走出眼下的迷惘。香港的未来，将一定取决于香港人能否跨越内部困境的思想，就如法国作家雨果（Victor Hugo）的形容：世上有一种东西比所有的军队都更强大，那就是恰逢其时的一种思想。未来，如果香港依旧躲不开意识形态的视障，它的迷人特质也许终有一日，真将会消耗散尽；而它如若能多注重务实之道，并借助后殖民时代的每一刻机遇，专注于擅长的发展本领，那么，香港或许还能继续散发东方之珠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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