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称中国官方组织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央媒举行了一次内部讲座。主讲人对多家媒体作出激烈批评，被认为是一位中共高层人士。
宣传系统在中共内部举足轻重，被称“笔杆子”（图源：AFP）
几天后又有消息称，中国宣传部门临时召集所有宣传口径的中央媒体，将在8月16日召开一个学习会，料将也与此前讲座内容有关。
分析人士认为，结合中共十九大后的一些迹象来看，中共的宣传思路和方式，甚至不排除宣传机构和人事，都正在进行大幅度的调整。称之为中共宣传模式的“进化”，似乎也无不可。仍不明确的一点是，中共将在多大程度上借鉴美国的宣传模式，达到一种能为民众所普遍接受的无形却高效的宣传效果。
内外窘境归罪宣传
首先需要注意的一个背景是，自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以整顿《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为代表，中共对媒体舆论的管控愈发严苛。当然这也延续了先前意识形态管理的趋势。
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舆论的发挥空间，造成官民之间信息阻隔，许多社会问题不能被呈现在大众传播渠道之内，也就不能为高层和公众所知。
例如，上述讲座上，主讲人批评网信办“以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民众为中心的删帖做法”。再如不久前出现的儿童疫苗事件，尽管早前已有媒体调查揭示相关问题，如今再度出现并形成一场舆论海啸，导致社会层面对执政宣传治理的质疑。此后，山东省在7月23日召开省委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提出要加大舆论监督力度。海南省在8月份表态跟进。
另外，官媒在中美贸易战之前的高调、自满姿态，以及个人崇拜风所遭到的反弹，可能是此次中共宣传“进化”的催化因素。
中美贸易战已经对中国国运构成实质性威胁。中国官方下架《厉害了，我的国》，民间猛批胡鞍钢，普遍认为由中共宣传机构统摄的媒体、智库、学者，需要为此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个人崇拜风的出现，更是与宣传机构默许、媒体造势有着比较直接的因果关系。中国内忧外患的压力，一定程度上被转移到对个人崇拜风气的批评，中共宣传系统仍然未能幸免。
分析人士称，在中国国内和境外，对中共宣传系统的不满和批评早已有之。这种不满和批评主要集中在对媒体舆论的严格管控，对负面和与官方不一致信息的压制，管理手法的粗糙等。
中共宣传系统巨变
分析人士认为，从流传出来的讲座内容来看，主讲人对媒体的批评，即代表了中共高层对宣传系统指示的“进化”的方向。这表现在诸多方面。批评央视“认罪式”报道表明需要尊重法治，批评不报道封锁“内涵段子”表明需要放宽报道范围与尺度，批评官媒同声共气表明需要展现观点多样性，批评新华社报道影响外交表明需要加强官方与媒体配合，批评《环球时报》“不理解上方意愿”表明需要更准确传达中国高层声音或是不得轻易代表高层，批评网信办删帖做法表明需要允许民间发声。
更值得关注的是主讲人称赞了美国《华盛顿邮报》的“宣传模式”。在美国，一方面，媒体能够比较自由地报道，反映新闻事件和民间呼声；另一方面，媒体又与白宫相互配合，扮演了官方“传声筒”的角色。其高明之处在于，媒体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一种沟通联系的渠道，协调了两者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华盛顿邮报》头上是没有直接的管理部门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堂而皇之地设立了一个声称旨在管控媒体和舆论的官方机构，这与体制外客观存在的对知情权、表达权的推崇与诉求形成对立，难免会引起外界反感，降低执政治理的效能。
因此，中国宣传系统的存在和表现形式，包括许多直接标注“宣传”的机构名称，都是可以有所调整的方面。
宣传系统的“进化”还表现在宣传方式的转变。完全地放任与一味地限制其实都是简单粗糙、效果很差的治理方式，或者源自执政者懒惰，或者表明其能力不高。从中共十八大到十九大再到今后，可能会出现从“收”到“放”的直观变化，实则是一种从“禁”到“引”，也就是从“管理”到“引导”的治理思路调整。
这种“引导”建立在对媒体舆论更可靠把握的基础之上，需要更隐晦默契的配合，维持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微妙平衡，对棘手问题的宽容，对报道尺寸的精准拿捏。虽然执政者与民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对于执政者的治理问题和民间的激进要求，也都应该能够申明自身相对中立、客观的立场，能够予以揭开或折中。
宣传系统的这种“进化”，不仅对宣传系统本身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包括高层在内的中共整个执政团队都是一种考验。不过，经历过中共十八大后的反腐与整风，官场生态已经有所好转，对宣传系统实现了比十八大前更有力的掌握，这些都成为这场“进化”能够发生的有利条件。
不过，仍然被腐败、官僚主义所困扰中国政治，中共庞大、复杂而僵化的宣传系统，以及一向神秘的中共高层，适应一种更为自由、开放、活跃的舆论环境并非易事。因此，这种“进化”的可行性还不甚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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