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近期提出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将拨出1.13亿美元的新资金，以扩大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交往。有分析认为这是对“印太”战略的进一步强化，但也有分析表示该战略目前仍处于构想阶段，碎片化明显。
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被视为美国版的“韬光养晦”（图源：VCG）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王鹏在发布《“对冲”与“楔子”：美国“印太”战略的逻辑与中国应对之策》的研究报告发布会上，指出对冲与楔子即为“印太”战略的核心逻辑，并透析了特朗普政府所面对的四种两难困境。
“印太”战略背景及目标
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时任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印太”概念，同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讲话中对该理念进行了阐述。
此后，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11次提及“印太”）、《国防战略报告》（“印太”出现约7次）及《核态势评估报告》（虽未直接提及“印太”，但判断中国核能对美构成挑战）三份重量级官方报告的出台，“印太”正式从官方话语上升为国家战略。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US Pacific Command，PACOM）于2018年5月30日正式更名为印太司令部（Indo-Pacific Command）。
这名学者称，国际舆论据此普遍认为，“印太”战略将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标志性战略。
美国的四个手段
王鹏表示“印太”战略是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综合使用四种实施手段——政治（强调民主价值观）、外交（加强双边同盟、离间中国与他国关系等）、军事（联合军演、加强军售）、经济（排他性的贸易制度安排）。
而“印太”战略的目的为何？目前国际社会面临两种选择困境：一种是自由世界之选，一种是压迫性的世界之选，中俄都在谋求塑造与美国价值观相对应的世界，尤其是中国，目前正在印太地区试图取代美国，要扩大中国的国家驱动性经济的模式范围，并且重塑地区秩序。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曾公开表示，“印太”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应对中国的战略挑战，因为“在印太地区有很多‘带’和很多‘路’”。王鹏称“印太”战略的目标就是以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为核心四国，即所谓的“四方民主联盟”（Quad），整合中国周边的战略力量，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遏制中国崛起，从而实现美国霸权护持。
对冲和楔子
王鹏认为印太战略本质就是“对冲”与“楔子”两种战略的混合体。所谓对冲（Hedging），通俗来讲，就是“双面下注”，既合作又打压，既谈判又制衡；而所谓楔子（Wedging），就是挑拨离间。美国“印太”战略就是特朗普政府在国际、国内双重博弈中，面临四种两难困境下的产物。
第一，全球战略收缩的困境。
早在奥巴马（Barack Obama）时代后期，因小布什（George W. Bush）时代反恐战争、过度扩张而力有不逮的美国就已经开始全球层面的战略收缩。与此同时，崛起的中国也在形塑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在该背景下，如何有效控制军费开支并减轻美国因给与地区盟国安全承诺而不断加重的负担，与应对强大竞争者之间就构成了一个战略上的两难困境。而特朗普在竞选初期就提出的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美国优先”口号，被部分学者视为特朗普版的“韬光养晦”，即重新盘点美国在全球的责任、义务与账单。
然而“美国优先”原则却存在深刻的内部矛盾：一方面，美国要发展经济、激活国内社会、促进就业，需要在“大炮”与“黄油”的两难取舍中偏向后者；但另一方面，美国所感知的“不断增强的全球威胁”又使“大炮”最终压倒了“黄油”。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恐怕难以实行类似中国邓小平时代开启的“韬光养晦”政策。
有分析认为美国要的是“挣钱的印太”，而非“花钱的印太”（图源：VCG）
第二，遏制中国挑战的困境。
中国加速崛起导致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同时对中国政治模式、发展道路及其国际影响的未来预期日渐清晰，这些都使美国产生愈加强烈的打压、围堵中国的动机与决心。然而中国既有的实力与体量、核大国间直接军事冲突的巨大风险、中美在安全与经贸领域的密切联系等因素，使美国既无法对华实施预防性军事打击，也无法像冷战时期对付苏联那样采取经典意义上的“遏制”政策，而只能在制衡、规训中国的同时，保留在安全与经贸领域的接触与合作，故采取“对冲”策略。
第三，集中资源应对中国挑战的困境。
地缘政治上，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战略重点主要集中于三条战线：东欧、中东与东亚——它们分别对应于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ński）笔下的“欧洲桥头堡”、“欧洲大陆的巴尔干”和“远东之锚”，当前美国在这三条战线上所面对的主要竞争对手以此为俄罗斯、伊朗与中国。
特朗普在竞选时期及上台初期，对俄罗斯释放转圜信号，试图构建更为友好、和平的美俄关系。当时，外界认为该举措有可能补齐奥巴马的外交短板，从而是美国得以全力应对中国，然而，美俄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单级与多级、崛起与打压、遏制与反制，以及北约“东扩”问题，使得一年多来美俄关系不仅未能和缓，反而继续恶化。
同理，在中东战线，随着俄罗斯通过干预叙利亚内战而逐步在东地中海地区掌握主导权，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三国所谓“什叶派新月区”的逐步建成，以及因美国废除《伊核协议》，将驻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冷而在整个中东穆斯林世界引发的普遍敌意，都强化了美国在中东战线上的地缘压力，将美国力量“锚定”在中东地区，从而影响其为应对中国挑战而投入东亚的资源。
第四，通过援助盟国以拉拢其共同制衡中国的困境。
冷战时期，美苏镜像资助同盟国打“代理人战争”。奥巴马时期，美国通过让利的形式试图组建TPP等区域性合作组织定向排斥中国，而这与“美国优先”原则、试图与所有经贸伙伴重定更加公平、对等协定的做法背道而驰。
面对“既要做没盟主，又不想提供好处”的两难，美国只能靠“楔子”战略，即通过挑拨、恶化中国与印太国家的关系，使这些国家自己内生出加强制衡、围堵中国的战略需求，从而在代替美国对抗中国、减轻美国战略负担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美安全保障与经济支持的依赖性，从而强化美国的地区和全球领导力。
美国选择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为时间“印太”战略的主要合作伙伴，却忽略其他重要地区组织与国家，可能有其对美国支付能力的考量。
王鹏进一步分析道，“对冲”在经济层面上，一方面表现为保持对华贸易；一方面以贸易争端等方式打压中国出口，从而缩小逆差；同时借助科技封锁等手段阻遏中国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在安全层面上，一方面保持接触与谈判，避免核大国间发生直接战争；一方面拉拢日、印、澳等国，通过加强联盟等手段制衡、削弱中国。
而“楔子”战略，则体现在“美国优先”要求减少国际义务、美国国力有限且无法集中于亚太等国际/国内给定条件下，通过强化中国与其他印太大国间的固有矛盾或挑起新矛盾，使它们既代替美国抗衡中国，从而减少美国战略压力与经济负担，又对美产生更大的安全与政治依赖，从而强化美影响力、领导力，同时还要在经济上通过提升从美进口（武器）来提振美国经济、创造就业，并优化特朗普政权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最终达到双重目的--国际层面上使美国以较低成本护持霸权，国内层面上巩固特朗普个人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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