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有法治的司法丛林中解放出来

邱立本／不要让中国企业被黑白两道勒索。不要让维护正义的权力机构，成为扼杀正义的犯罪集团。

绝对权力会绝对地腐败。而司法的绝对权力，更会绝对地败坏整个社会。这次中国公安系统清理门户，自爆一些触目惊心的冤案错案，关键是没有权力的制衡，而只是到了最后，才遇上了一位上任不到两年的公安部长孟建柱，敢于揭开种种令人髮指的黑幕，才能找回失去的正义。

但迟来的正义往往是让人遗憾的正义，更何况中国当前隐藏了不少冤情，让老百姓无语问苍天，因为不是每一宗冤案都会遇到一位孟建柱。这还是要靠人治的偶然性，让两家港商企业遇到了一位敢于捋虎鬚的公安部长，但对广大的民众来说，他们还在等待法治，还在等待一个制度性的保障。

法治的缺席，在于缺乏权力的制衡，整个司法系统缺乏「程序正义」（Due Process Of Law），结果让一些高官隻手遮天，违法乱纪。共产党在司法系统中的政法委角色本来可与行政系统互为制衡，但如今却变为共犯结构，陷老百姓于不义，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

告别恐惧，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的重要指标。当人民面对公权力的时候，应该是不畏不惧，一切「循适当的法律程序」。但中国却是一个由潜规则统治的社会，而恐惧变成了腐败司法和官僚的武器，他们可以伪造证据，官官相卫，将官僚的不法利益极大化，也将人民的正当权利边缘化，乃至完全掏空。老百姓不顺从的代价，不仅是监狱，甚至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之死就是惨痛的例子，让全国人民痛心疾首，也展示寻回「免于恐惧的自由」的重要性。

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民曾经一度热烈欢呼一个身心舒畅的社会，不再被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折磨。打倒四人帮，就是第二次解放。但今日中国需要第三次解放，从没有法治的司法丛林中解放出来，让企业不会被黑社会和公安所勒索，让黑道白道不会插手商业运营。

这次郑少东集团製造的恐惧，就是介入民间的商业纠纷，将一宗本来可以由正常司法渠道解决的案件加以刑事化，并牵涉假造证据，黑白合流。而在这过程中，收取了巨大的利益，让维护正义的权力机构，成为扼杀正义的犯罪集团。

恐惧与冤案产生的原因，也因为媒体监督的缺席。当年朱鎔基总理所说的「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鑑，改革尖兵」的十六字真言，也被宣传部门的那些保守派「以稳定的名义」全面掏空，令贪腐集团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郑少东、陈绍基等人的滥权事件，如果在香港、台湾等地，早就会被媒体揭发，不会等到孟建柱上台才被调查。

因此呼唤中国的司法改革，也在呼唤中国的媒体改革，还以媒体监督的权力，让它们摘去被官僚所戴上的口罩。没有一个透明的社会和舆论开放的空间，就没有一个免于滥权的社会，也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也没有一个免于冤假错案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