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中国在宣传领域一改此前“厉害了，我的国”的民族主义自豪感，出现了诸多变化。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连续刊发文章，批评中国国内越发严重的浮夸风。仿佛回应官媒的态度，一时中国民间舆情滔滔。在问题疫苗事件发生后，甚至引发了全社会对业已衰落的中国深度调查报道的集体怀念——“今天发生一件公共事件，只有几个权威声音出面答疑解惑，留下的只有公众的不安”，一则点击超过10万的微信贴对中国官方主导的舆论宣传进行了批评和质疑。
中国的海外宣传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此前曾尖锐指责中国孔子学院、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是中国“锐实力”的体现。在世界其他地方，诸如非洲和澳洲，中资机构和中国教育派驻机构也在当地遭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抵制和抗议。内外宣传皆不顺，中国如何摆脱困境，作为执政党、掌控舆论宣传大权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何新举措应对当前时局。记者对此进行了一番采访。
对国家发展成就的过度宣传让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和社会浮夸风气大行其道（图源：VCG）
中兴通讯的尴尬处境让很多中国人突然发觉，我的国其实没那么厉害（图源：VCG）
一场对清华学者胡鞍钢的批判舆情掀起了中国对国内浮夸风气的反思潮（图源：VCG）
“梁家河”研究热潮的急速冷却显示中共对宣传工作出现问题进行的某种纠正（图源：济南日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从某种程度上让中国审视到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图源：VCG）
中央权威的“不容动摇”
“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内和海外对中共的政策出现了一些分歧和意见，但从近期时局来看，中共高层已经开始着手统一这些意见。在中国国内，自上而下进行了一番统一思想认识的宣传行动。”日本时事观察人士中泽禾襄表示，从《人民日报》文章的表态来看，中国官方正在给争议降温，这些争议包括“中美贸易战是否存习近平因素”、“中国改革开放道路是否被修正”、“中国宣传的浮夸之风”等。
而中国官方和各大官营媒体的表现似乎也在印证这些说法。自中共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再次成为媒体主角，而多日从媒体上消失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的消息也再次见诸报端。这被认为是在经历了国内接连出现负面事件、中南海传言不断等震动后，中共高层向外界展示出稳定、团结的信号。
一位匿名中共官员表示，在中国国内，中央权威是不容动摇的，此前外界所言都是无稽之谈，中国已做好各方面准备，应对2018年以来发生的各种变化，在“稳中有变”的基调下继续开展今年的各项工作。中国不会出现大的政治动荡。中国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宣传管理机构和官方媒体将继续通力合作，牢牢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思想宣传战线的主动权。
分析认为，目前，中共已经结束了此前的政策摇摆。中共高层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形成了某种共识，促使当局能够迅速收拾人心、控制局面。而在舆论宣传领域，中共官媒《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宣言文和斗争文，借此统一思想、鼓舞士气，同时，也更对外界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强硬态度。这些宣传也将有助于维持中共内部的稳定和团结，有助于中共领导中国面对近年来少有的国际“变局”，维护中国的各方面利益。
日本资深媒体人安藤纯认为，北京在新闻宣传领域继续确立、树立对中央的绝对权威，有利于中国保持稳定，度过难关。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之前的一段时间有过国内的管控失误和略显混乱的国际政策。外界很多观点认为这是中共核心领导层的错误，甚至有的观点把矛头直指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无论事实如何，中国在2018年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正在增加是不争的事实。”安藤纯指，尽管面对诸多风险考验，但中共的高效率让其能够在短时间迅速改变观点，纠正失误和错误，并制定出相应的策略。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权威不能出现动摇，这是中国精英阶层达成的普遍共识，也是中国摆脱“战略逆境”的政治保障。
“在北戴河休假中后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媒体释放出了很多中国高层保持稳定的信号。一位熟知中共局势的体制内人士对记者表示，中国目前总体局势稳定，尽管中国国内存在一些悲观言论，但这些言论并不能就此否定中国通过开放四十年时光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很多海外媒体对中南海局势的报道最终会被证明是假新闻。人们更应当把目光聚焦在中国面对问题的本身，执意发动中美贸易战的美国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所面临的潜在危机才是需要关注的，这将影响到中美贸易战的发展，甚至更长远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
党管舆论的“不容质疑”
2018年的夏天注定不平静。在中美贸易战发生后，中国国内舆论形势风起云涌，镇江老兵抗议事件、问题疫苗事件、崔永元曝光娱乐圈逃税事件等都让中国民众的维权神经一次又一次紧绷起来。抗议的浪潮和对中国官方批判的声音或明或暗在中国规模庞大的网络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中延烧不止，而清华大学知名学者许章润一篇《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代表了体制内学者对体制发出的最强批评之声，也成为了当前中共对来自内部批评的容忍度的标尺。
在如此时局下，中国国内有媒体人甚至认为，在这一轮政治和经济的冲击下，中国会再一次出现上世纪末之本世纪前5年期间出现的中国媒体“相对宽松”的时代，中共和中国政府将再一次提升媒体舆论监督的水平，近年来饱受批评的官方压制社会言论空间的做法将会有所收敛。然而事实真的会如此吗？
一位中共宣传系统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表达的不太乐观的看法。他认为，从目前国内外局势来看，中国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时期，思想多元化进一步发展，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面临十分艰巨而又复杂的局面。在新媒体的冲击下，社会言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活跃，甚至已经超过了记者提到的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前5年这一段历史时期的自由程度。而在此次的局势下，一些官方媒体似乎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摇”，产生了对政策的自我怀疑，甚至同一些社会舆论一起“起哄”，这其实对于执政党来说就是一种非常被动的政治局面。
“有一点必须清楚的是，不论舆论如何批评当前媒体管控过紧，但与上世纪末的那段历史时期比较，中共在意识形态的掌控力实际上是在衰弱的，而这也是导致舆论管控升级的因素。”
这位官员指，面对混乱的社会舆论和思想状况，《人民日报》发出了宣言文和答疑解惑文（编者注：指人民日报此前发布的《风雨无阻创造美好生活》《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实质是什么》《改革开放天地宽》等文章），这种做法释放的信号不仅仅是在统一官民的思想认识，更是在树立中央不可动摇的权威，维护中国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模式，将此前“百家争鸣”的趋势与状况彻底扑灭。这也等同于发出了强有力的信号，特别是警告中国国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上的自由派人士，
“中国不会走西方的邪路，中国有自己的政策和思路”，中国的舆论宣传必须由中共领导，“党管舆论是不容质疑的”。
而对此，日本时事观察人士幸内康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
中共在舆论管控上过多的限制将无法彻底让领导人清楚倾听到各类声音，社会的一些矛盾也将被暂时压制，从而带来更大的政治的维稳风险，舆论管控始终在拿捏度难以控制，这也是中共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转型，中国政府实现治理现代化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
分析认为，北戴河会议后，中共重新加强的舆论宣传领域“集权式”的管控，料中国国内的一些争论将就此告一段落，相信这种管控将对中国在接下来应对更为复杂的国际局势产生正面影响。习近平掌控的中共正在告别政策和战略的模糊期与迷茫期，从近期强硬再断台湾邦交国，中国军方与俄罗斯共同开展军事演习，以及国内对于网络金融平台暴雷事件以及问题疫苗事件的强力处理和维稳态势来看，
中共核心习近平权力稳固，中共正发挥其在包括新闻宣传领域在内的各领域的效率优势，平息化解国内矛盾，集中精力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威胁。
内外宣传的“灵活多样”
中国国内舆论管控再次加强也并不意味着北京的政策一成不变。很多观察人士发现在经历了一番混乱和波折之后，中国对内、对外的宣传模式和手段出现了很多细节上的调整。在中国国内方面，“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带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和浮夸风的宣传消失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当知青的小村庄梁家河也不再是宣传部门投送热情目光的聚焦点——官方已经叫停了数十个关于“梁家河”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官方也禁止官媒继续聚焦对清华学者胡鞍钢的批评，后者被认为是提出了“中国全面赶超美国”之类的浮夸式学术研究，对中国高层的战略判断产生了不利影响。
一位中共官员向记者证实了这种对内的宣传变化是官方有意为之，也是官方对此前过热的民族主义宣传的一种反省。中国官方回应社会舆论的诉求也是在向中国民众展现中共是拥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的政党，以此希望重振官方至于民间低迷的“公信力”。
而在国际上，中国的宣传也并不一帆风顺，甚至说是遭遇坎坷，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被很多西方媒体解读为中国借此重塑地缘政治，重新构建自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政治秩序，进行“侵略性”的经济和体制输出。同时，中国的孔子学院甚至海外留学生也被西方媒体认为是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全面渗透，甚至产生了能够影响一国大选政局的负面效应。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和孔子学院等海外交流项目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和攻击，也让中国的国际形象损失惨重。
而对此，一位熟悉中国海外宣传的官员对记者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和孔子学院等项目遭受西方的质疑表明，中国与西方国家严重的战略互信的缺失。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自身对外宣传策略和方法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外宣传的主管部门需要总结经验教训。“
目前，中国一改此前高调宣传手法，采取了主动缓和西方对于中国所谓高调的担忧和顾虑的姿态，并未进行强硬的对抗，而是将注意力聚焦在更为务实的合作上。“闷声搞合作，务实求发展”，这样才能让中国的外宣工作取得实效。
”这位官员表示。
日本学者山本真则指出，中国内外宣传过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降温，中国政府正在向更为务实的方向转变，并已经在国内外高效地采取了一些政策和手段为此前民族主义宣传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灭火和埋单。这种做法在北戴河会议之后尤其明显。
中国官方并未降低对中共核心习近平的宣传规模和规格，但在形式和内容上确实有别于今年早些时候带有明显“个人崇拜”式的宣传手法。
在这种政治基调下，相信北京的对内、对外的宣传策略将更趋于灵活，手段也将趋于多样，此前在国内和国际上比较被动的局面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
分析认为，中国调整内外宣传策略将有助于中国此前摆脱不稳定的状态，北京将会重新牢固的掌握对中国社会的控制，渐进式平息因宣传问题诱发的民怨和担忧。
同时，这种冷静务实的做法也会有助于中国官方理清头绪，解决2018年以来中国国内频繁出现的突发民生维稳事件。而内部的稳定又将有助于北京能够动用更多的资源来应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带来的重大战略威胁。正如接受记者采访的中共官员表示的那样，从此刻起，北京才算是真正做好“应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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