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名人说大话”（偏私的话，胡话，大话，等等，用大话笼统概括之）的效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不，最近的公共空间中，那边孙东东颇具专业口吻的“精神病风波”尚未平息，这厢成龙大哥多少是街头大嫂式的“国人欠管论”风生水起。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大话名人”中的名人----张维迎----最近有好事者整理了“张维迎语录”，在网上颇为流行。此番想起他倒不是想望着听到新的大话，而是借评判他的一句大话----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来探讨一个问题：名人该怎么说话？因为，在网络时代，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张维迎的“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论调，曾经在网民中激起强烈反弹。张维迎说这话什么意思？前些日子他在接受凤凰卫视许戈辉主持的“名人面对面”栏目中做出澄清，“说官员是改革受损最大利益集团其实是反讽”。但是，我以为，即使是反讽，这句话本身仍不周延，作为公众人物，其论说方式也容易混淆视听，因此仍有辨正之必要。
客观地说，中国迄今为止的改革，整体上呈现的是“多方共赢”的局面。这正是改革迄今仍有正当性的根本理据所在。从改革的初衷来看，它不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政策安排；从改革的过程来看，它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丛林法则”的演绎逻辑；从改革的结果看，尚未演变成“赢者通吃”的严重乱局。客观地说，改革是一场惠及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伟大创举。这是我们观察“谁在改革中‘受损’最大”问题的认识前提。
既然如此，为什么仍有这样的问题出现？这就涉及到社会政治发展的一种普遍的群体心理，即“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相对剥夺感”指的是，人们把自己的当下处境同那些在同样环境中的人群相比时，发现自己的处境不如其他人后所产生的一种不满心理。这是一种拿一个群体的处境同其它处境更好的群体相比时所常有的心态。
“相对剥夺感”还可以是一种纵向比较所产生的心理落差；就是说，一个经历过财富增长或者权利扩张的群体，一旦发现这种进程停滞不前了，甚至倒退了，便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当然，“相对剥夺感”也可以用来指涉不断增长的心理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当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人们会发现，似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对现状不满，都牢骚满腹。这种近乎普遍的社会心理，可以分别应用、或者综合应用上述三类“相对剥夺感”理论来解释。
如果认可这个解释路数的话，那么，“谁在改革中‘受损’最大”的问题，就可以转变为“谁在改革中经历的心理（落差）冲击最大”的问题。从这个视角出发，张维迎的说法，倒有一定的道理。按照张维迎的说法，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民在当官的面前的地位，比现在要差多了。原来一个干部来到村子里，全村人都抢着请他去吃饭，为什么，就希望他给一点好处，分配一点救济粮，或者孩子以后帮助出去等等。农村土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就不理干部了。
为什么？我自由了，我的生杀大权不在你手里边，所以干部的失落感就很强。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既是个让“利”于民的过程，还是个还“权”于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利”与“权”的另一端，就是“官”，自然要“失”去很多。这种说法，可以用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戴慕珍(Jean C. Oi)的理论模式来解释。她说，集体化之后的中国基层政治，遵循的是一种“恩庇侍从”模式(patron-client ties)。
在此模式中，干部因其国家代言人的角色，不仅拥有代表国家（或者上级）之意志与政策的权威，而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也拥有支配各种资源、分配各种利益与机会的权力。在国民无法自由流动的体制中，干部就是所辖区域、所在单位之国民的庇护者，辖区内的国民，则成为受其荫庇的附庸。庇护者的权力优越感自不待言。
且不论这种论说路数是否可取，但无需诉诸理论就可以看出，改革的确一定程度上把人们从各种依附关系的旧体制中解放出来，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广大民众的积极性、自主性、创造性。这正是可以解释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key factor）。这也是我同意于张维迎的地方。不过，张教授的论点不管是正说还是反讽，其实并没有把中国改革的实质与特点说透，仍有其“疏漏”之处。我想，正是这种“疏漏”，使广大民众的现实感受与张教授的说辞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使他招来了强烈的反弹意见。
这里还要引述戴慕珍教授的说法。她说，去集体化（包产到户）确实把原先插入农民与自己的收成之间的集体楔子拔除掉了，但它没有消除干部作为农民与国家之中间人角色。其言下之意，就是改革虽然在取消了“恩庇侍从”模式中的经济根基，但没有取消其政治上的根基。干部仍然处在国家与民众中间，同时干部还充当民众与市场之间的一把楔子。干部一方面充当着国家的代言人，
另一方面也把持了许多市场的优势资源，而且这两种角色往往是相辅相成的。虽然干部现在没办法直接约束民众的生产生活，但局部改革的逻辑，仍然为干部留下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不说去集体化过程中许多干部得“分产（集体财产）到户”的先机实现了原始积累，也不说在办乡镇企业中、或者在子女受教育、找工作中得到好处的往往都是原先的干部，光说后来为人们所广泛诟病的价格双轨制、国企改革、土地流转等等，哪一样不是那些直接掌握资源的“干部”得了大好处？
在先富起来的人群中，“红顶商人”以及与官员沾亲带故的人，占有多大的比重？这自然很难统计，但群众心中有杆秤，这个比重相信多数人不会觉得低。当然，按照张维迎的说法，在政府垄断资源的条件下，腐败是一种次优选择。张维迎这句话也遭来不少骂名，其“蔽”也在于人们往往断章取义，忘记了张氏的前提。对此我们且不论，即使按照这种“腐败有理”的逻辑推演，不管在正常意义上还是反讽意义上，我们都不能说干部是改革受损的最大利益集团。
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干部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干部群体在改革中失去的是支配大众的直接的、显见的权力，但得到的却是或直接或间接的巨大财富。改革前后对比，从权力层面看，改革后干部没有原先那么八面威风了，有了某种“相对剥夺感”；但是，从经济层面看，在群众运动不断的年代里，干部有特权，但不敢腐败；现在既然不搞运动了，民众也没有有效渠道可以监督干部，这样一来，腐败就长时间、大面积爆发。这时候，能说干部也有“相对剥夺感”吗？依我看，在财富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主要尺度的时代里，干部非但没有“相对剥夺感”，反倒有“绝对优越感”。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已退休的政治学教授Thomas P. Bernstein，在比较中国改革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一大要素，是激励了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而戈尔巴乔夫没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也认为，这场由官员主导的、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的游戏，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广大工人、农民的合作权益为代价的。（在经济危机面前，《劳动法》所规定的最低工资制度被推迟执行，可以看做是这种改革逻辑的一个最新表征。）
现今中国的各种问题，比如，官场腐败问题，城乡差别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地区差距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改革中官员的权力没有也无法受到有效制约的结果，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积累了并且还在积攒着巨大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背后，无不蕴藏着对非均衡的改革措施所触发的“相对剥夺感”。这种矛盾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就是说，如果“相对剥夺感”极化的话，中国社会转型的任务，就有可能宣告夭折；那时候，在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就不止是哪个群体，而是整个民族。
且让我们回到辩题。张维迎说，“说官员是改革受损最大利益集团其实是反讽”。的确，张教授在这里其实是用一种反讽的说法，道出中国改革的实质，并且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怕被人误解指责，其学术勇气与道德勇气可嘉；但是，在“反讽”之后，他本来还应该正说，“官员也是改革受益最大的利益集团（之一）”。因为正是这句话，不但符合国人的普遍感受，也符合中国改革的特点，更是向人们指明了今后改革的方向。其实，从他作为一位主张市场化改革的学者来说，这一点也是张教授所主张的。遗憾的是，张教授没有接着说后一句话，这就等于他没有把改革的逻辑和特点向人们讲透，因而混淆了视听，引起了误解，落下了口实。作为一位可以引导舆论的公众人物，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偏激”语言吸引眼球，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正是吾人应苛责于张教授的地方。
最后，对于意见领袖，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五成帝篇中的这段话还是值得记取的：进言者极其辞，而必有所避就，非但以远嫌而杜小人之口实也，道存焉矣。嫌已远而小人无间以指摘，则君之听不荧，而言乃为公于宗社。君子慎言，言则有所避，言则必成理。唯此，对上不留嫌隙，对下不落口实，这样的言才能“为功于宗社”。
附张维迎语录
尽管张维迎否认自己并非故意“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却产生了这样的效果，他的许多言辞稍加剪切处理，很快就变成烈性炸药。张维迎总激愤于被媒体和大众误解、歪曲，但不能否认的是，他的言辞有被误解的潜质。观点
“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企)，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
“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
“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
“中国企业家就像人在黑夜里走路光着身子没事，但这时突然有人将灯打开了，这时多么无奈多么尴尬。”
“中国的企业家即使白天没有做亏心事，仍然还是害怕鬼敲门。”
“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把资源配置的权力由政府转向民间，用企业家代替政府官员制定经济决策。”
“给人带来的伤害越多，社会收入就会越高，所以拿枪比拿刀的收入高，拿炮比拿枪的收入大。最高能力的人从事企业，这个国家诚信度就比较高，人们就相互比较信任。”
“现在中国好多大学都在盖庙，庙盖得比世界一流大学还漂亮。但是盖庙容易，请和尚难。和尚不念经，牧师不信教，盖庙又有什么用？”
“黑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必然现象，社会要发展，必然有人付出代价。虽然‘黑窑’事件有点不合情理，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毕竟山西为这些无业游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让他们有吃、有住、还有工资，这对社会的稳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学者要有公信力，不与无耻的人论战”。
“谣言是杀人的，我告诉你，如果我自己稍有闪失，如果我做的哪怕有一点的事情是有问题的，我早被杀了。”
“我敢说，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
“最近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舆论。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
“网络时代是信息特别容易偏离的时代，是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的时代，是一个很多人可以说话但是又可以不负责任的时代。”
“在国外有人为了出名刺杀总统，在香港有明星为了出名当场脱裤子。为了出名，人可能什么事都干出来，一些学者哗众取宠，为的是什么？就是最大化他的知名度。”
“历史上不少伟大的学者正是被公众舆论扼杀掉的。”“只为迎合大众的流行舆论而讲话，那他就已经丧失了学者的独立性，也丧失了基本的学术良知。”
“我们要做的事太多，我哪有时间去应对这么多的明枪暗箭。我们是用事实说话的，这样做事的反而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反倒那些捏造事实、胡编乱造的东西有市场，有人相信。这不是我个人的悲哀，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这个社会是非颠倒，好人被误认为是坏人，坏人反倒被认为是好人，真正的机会主义者、以学术的名义谋求私利的人，反倒被吹捧为‘社会良心’、‘民意代言人’。”
“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都是假话，建议大家不要相信。”
“如果我的东西变成了主流，是社会的进步，而不是社会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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