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与社会道德无关 与梁京商榷

读了梁京先生“中国人口可能减半意味着甚么？”我有许多反对意见。他的若干“见地”是没有依据的主观假设。

梁先生说的“人口再生产与道德秩序的再生产是密切相关的，人口再生产的失衡，必然是道德秩序再生产的机制出了问题。一个道德败坏，或道德不能进步的文明之所以会灭亡，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即是其一。

简言之，“人口再生产”就是“生育”，“人口再生产的失衡”就是“过多”或“过少”，或有之引起的其他问题，如“老年化”和“男女比例失衡”等等。但是生育多寡与“道德秩序”绝无关联（correlation）。

众所皆知，英国是一个生育率低，而文明程度和社会秩序很高的国家；反之，印度是生育率超高，人均收入低下，但也是一个社会和谐有序，民众有同情心的国家。笔者曾去印度两次，总共约十余日，却一次未见中国街头市井常见的吵架斗殴。还有一次，一无腿的用双手支撑的残疾人在卧铺车厢里行乞，旅客无一人表现对“低端人口”嫌弃之态，列车服务愿耐心等待他乞遍全车厢，然后挥旗开车。拿英国和印度的对比，表明（还不是完备的证明），社会道德现象与人口数量无关。

任何一门科学，其主体都是研究“关联性”，譬如医学研究胆固醇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关联；政治学研究贫富与自由民主的关联，等等云云。“关联性”往往始于猜测（假设），但须求证。二十余年前被美国政界学界，民共两党共识的：“人均收入增加到XX水准之后，社会就会发生向自由和民主的转化”。事实上，今天中国和诸多阿拉伯产油国的发展，都证明这种“关联”失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