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官方对文学作品的审查，加上外国读者对中国了解的缺乏，中国作家至今不能够在全球产生反响。
路透社说，自五四运动时期那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革命以来，90年过去了，但是中国的作家仍然收官方审查的束缚，无力在全球产生影响。
路透社认为官方的审查是中国文学未能产生鲁迅那样的作家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指出，中国作家埋怨西方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人太少。作家冯骥才说，“中国的作品总不能让中国人自己来译”。另外，报道援引企鹅公司一位出版商的话说，要做到像中国人那样欣赏中国文学，必须了解很多背景故事，而西方读者不了解这些背景故事。
谈到官方对文学的审查，作家、批评家苏晓康表示，中国缺乏创作出版自由是路人皆知的事实： “根本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我们不要看别人了，我们就看写《往事并非如烟》的章诒和女士，她去年还是前年抗议新闻出版局的一个什么副局长。他们封杀了她的一本书，她已经出版的书不让再卖了。这就说明了一个创作自由的问题，还用谈创作出版自由？所谓创作自由是你可以在家里随便写骂共产党的话，但是你不能出版、不能见报、不能在网路上出现。”
路透社说，中国的审查制度产生了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现象：一些作品在中国国内是禁书，在海外却可能成为畅销书；然而，审查制度蚕食了中国作家们的努力，使他们不能“写出有创意、有现代意识、不仅仅是满足海外读者‘窥淫癖’的作品”。这里说的‘窥淫癖’，也许是指那种趣味不高的猎奇心理。
苏晓康认为，“窥淫癖”是个问题，但官方“封杀人性”的审查制度是对文学最大的戕害：
“西方人当然有猎奇心态，他猎他们西方所没有的所谓东方的特殊的地方，所谓东方风情嘛。这个也可以说是西方人的一个问题。谁都有猎奇心态，那是个人性嘛，中国也有。你中国这个极权社会，根本连人性你都不让人家存在，你封杀很多人性的方面。”
这位批评家进而表示，当初有关一些文艺家迎合西方人对中国的猎奇心理的批评，是从对张艺谋的《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电影开始的。他说，张艺谋现在倒是不迎合西方人的猎奇心理了，但他的好作品又在哪里呢？
“话说回来，当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批评张艺谋，他讨西方人之好，专门去拍西方人爱看的东西。当年对张艺谋的一个批评，批评张艺谋拍电影专门去拍讨西方人猎奇心理的电影，包括你刚才说到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咱们就很客观的、很中性地谈，从电影评论的角度来谈。第一，有一些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家们就专门讲这个问题，就说中国有很多小说家、艺术家、拍电影的也好，他们讨西方人的胃口。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毫无疑问存在。问题是这跟今天中国政府封杀中国人的言论自由是两码事。张艺谋后来就变了，他不讨外国人的好了，他讨中国政府的好了。”
作家、批评家董鼎山表示，创作自由的缺乏、西方对中国兴趣和了解的缺乏、中国文学翻译工作的落后—这些都是中国文学不能在全球引起反响的原因：
“你言论不能自由地发挥，当然你写的东西就不能从心里头发挥出来。这个也是对的。最主要的是这么多年来，外国人对中国文学根本不可能感兴趣，无论是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西方人的眼光很难了解。第二个原因就是专业的人才缺乏。中国最近几年来，有一个时期有人搞翻译的，翻出来以后都是中国式英文，外国人就看不下去。这种都是种种的原因。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完全是因为瑞典的马悦然的关系，马悦然如果不是在瑞典的学院里头，他就根本没有人介绍。他那本书出版了半年根本没有畅销。西方跟我们东方的眼光根本就不一样。”
路透社的报道讲了一件有趣的事：自传体小说《英格力士》的作者王刚在他这部小说的英语翻译启动仪式上说，他的这部作品之所以得以问世，“是因为如今官员们再也不读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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