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一种叫中国逻辑。我本不信有这回事，而事实使我不得不相信确有“中国逻辑”。
逻辑要求概念、理论必须是不能自相矛盾的，行为必须是符合情理的，言行必须是一致的。违反逻辑就会出现荒唐的结果。但中国的许多事情明明违反逻辑，却十分畅行无阻，既叫好又叫座，原因是它们符合“中国逻辑”。
在一些庄严的大会上，开会时唱《东方红》：“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闭会时却又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因为它符合“中国逻辑”。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是人民（纳税人）养育了党和政府，如果党和政府的工作有了成绩，只是尽了社会公仆应尽的责任；如果他们有了失误，应当接受人民的批评，诚恳地向人民道歉。但是，我们听到的都是媒体在忙不迭地歌颂党和习核心的“辉煌成就”和“英明领导”，人民在“感谢党，感谢习主席”。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诬陷和迫害，是国家权力破坏宪法，残害公民的一种严重犯罪行为。“反右派”使中国人从此不敢说真话、不会说人话，直接导致“大跃进”的狂热和浮夸，埋下了后来大饥荒和“文革”的祸根。据官方的说法，全国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文革”结束后，“右派分子”除章伯钧等6人外，全部获得“改正”。官方坚持认为，因为确实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55万人基本上全打错了的“反右派”运动仍然是正确的，只是数量上“扩大化”了，因此不能“平反”，只能“改正”。政党、主义高于人的生命和权利的“中国逻辑”，是多么冷酷无情。这使我想起了杀人魔头斯 大林的一句名言：“死一个人是个悲剧，死1000万人只是个数字。”
“实事求是”据说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精髓，“实事求是”当然也包括讲真话。一直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一定是一个人人都讲真话的国家。但事实却告诉我们：在大多数国家，都是讲真话比较容易，既不需要勇气，也不需要牺牲。而讲假话则需要很大勇气，因为你骗人要承担后果，搞不好就要身败名裂。可我们正好相反，讲假话很容易，张口就来，天天讲月月讲，脸不红心不跳。而讲真话需要极大勇气，甚至需要冒坐牢的风险。事实确实如此，一介书生储安平批评共产党搞“党天下”，说了真话，家破人亡；国防部长彭德怀批评“大跃进”“得不偿失”，说了真话，身败名裂；国家主席刘少奇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是真话，遭诬陷后惨死。更不要说林昭、张志新等人的悲惨命运了。 要求讲真话的“实事求是”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实际成了最大的一句假话。
福建省的一位县委书记说：“我们现在广大的干部，政治常识非常差，政治水平非常低。我们那个县的县委宣传部长，曾经在干部政治测验时出过这样一道题：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什么？这个宣传部长提供的标准答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当时就把它打了个叉。不对，标准答案应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人民代表大会敢就什么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吗？”有人对这位书记说：“你这个说法不对啊，宪法上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书记看完宪法后摸摸脑袋说：“你从本本出发，我从实际出发”。显然，这位书记的话是对的，《宪法》说了假话，中国的“本本”与“实际”常常相差十万八千里。
中国人都有GDP情结，以GDP连续30多年增长而自豪，以GDP跃升世界第二而荣耀，这也是一种“中国逻辑”。其实，GDP只代表一个国家的国内财富总量，与经济结构是否合理无关，与经济质量、效益的高低无关，与环境生态的好坏无关，与财富如何分配无关，与财富的所有权无关，与是否具有持续创新和发展的能力无关，与国民是否快乐幸福无关，更与一个国家是否真正繁荣强大无关。如果大部分利润被外商拿走了，如果大部分财富流向了少数人，如果人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水、空气和食物都有毒了，如果缺乏核心竞争力，如果民众的生活质量、文明素养和幸福指数并没有多少提高，如果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保障，GDP的增长对大多数中国人有多少意义呢？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强大不是体现在它有多少GDP，而是体现在国家是否有公平正义，是否尊重公民的生命、健康、劳动、创造、自由和权利，是否建立了能够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公民自由权利的民主宪政制度。
俄国的“十月革命”并不是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而是中断了俄国通过立宪会议实行民主宪政制度的道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联”，推行的实际上是一种比沙皇统治更黑暗，与“社会主义”、“劳工翻身解放”都毫无关系的“党权国家主义”（即党权国家奴隶制）。毛泽东“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竟然成了“中国逻辑”，终于使中国走上了党权国家的不归路。赫鲁晓夫撕开斯大林专制统治的黑幕，表明俄国人已开始觉醒，没想到中国人比俄国人更钟情于“党权国家主义”，不依不饶地大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彻底埋葬了苏联的“党权国家主义”，是对“十月革命”的拨乱反正，也顺应了世界潮流和俄罗斯人民的意愿。然而人民领袖、伟大舵手习近平不干了，大骂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共产主义的叛徒”，感叹无有一人是男儿。“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本是共产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但人民的儿子习近平却说：“再有那年那事儿，我就杀他五千万，到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西方文明既有民主人权的理念，也有专制极权的信条。中国人说“绝不搞西方那一套”，而中国正在搞的来源于马克思、列宁的“党权国家主义”，不还是“西方那一套”吗？中国逻辑“绝不搞”的其实只是“民主人权”那一套，尽管中国的《宪法》上也写着“民主、人权”的字样。
市场经济在释放人的创造力的同时，也十倍百倍地释放了人的贪欲，而权力与经济的结合更会使贪欲达到疯狂的程度。因此，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必须严格禁止权力与经济相结合、官与商相勾结。中国特色的由党直接控制经济的体制，为父官子商、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大开方便之门，使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如污水横流，浊浪排空。大官小官，亲朋裙带，争先恐后，只要有机会都会毫不犹豫地大捞一把，不捞白不捞，捞一把是一把，哪怕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看那些大小贪官前腐后继如过江之鲫，依靠失去监督的权力，台上台下，门里门外，幕前幕后，小人君子，辗转腾挪，倒批文、倒指标、倒项目、倒石油、倒汽车、倒军火、倒地皮、倒房产、倒外汇、倒原始股、倒法人股、倒企业重组改制、倒公司兼并上市，翻 手为云，覆手为雨，倒得中国昏天黑地。总之，什么钱来得快来得多就倒腾什么，瓜分着中国最后的晚餐。
法学教授陈忠林根据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这个结果显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1倍，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即使不算那些受到权力保护而未被揭露、未被起诉的贪官，中国的官员群体也无任何“先进性”可言。事实上，中国并不存在一种具有“先进性”的特殊人，任何人掌握了权力又不受监督，都有可能腐败堕落。没有公民监督，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分权制衡，造这样一个自己关自己的笼子，如同是儿戏。
有人去面馆吃牛肉面，因为面里没看到一块牛肉，就气得问老板，牛肉面怎么没有牛肉？老板十分淡定地说：“别拿名字当真，难道你还指望从老婆饼里吃出老婆吗？你什么时候看见人民大会堂里面坐过人民？”牛肉面里没有牛肉，老板拿老婆饼和人民大会堂来辩解，显然是强词夺理。但这位老板的话里还有另一层含义：人民大会堂里没坐过人民，就如同老婆饼里吃不出老婆，是理所当然的。面对牛肉店老板近似于荒诞剧的“中国逻辑”，我不知道是应该哭还是应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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