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国各地“扫黑除恶”之际，江苏省昆山市爆发了一场疑似黑社会老大砍人反遭刺杀的血案。事发后，这位被称为“龙哥”的死者不仅没获得同情，反而被揭露有黑社会身份，并被指从当地典当行无照经营多年。当地公安及检察部门处理事件的态度也被指具有倾向性，事件再次折射出公安系统与黑社会势力的某种利益关系。
昆山砍人事件死者刘海龙被曝拥有涉黑背景（图源：@京城——赵勇）
昆山砍人事件爆发后，当地公安发警情通报，大意说两人因行车问题，引发口角导致冲突，“龙哥”因抢救无效死亡。但公安隐去追打、持刀等情节。昆山公安局见义勇为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甚至放风称，事故中死者今年3月曾获昆山市见义勇为基金会颁发证书。
昆山公安系统对这一事件处理被认为有为死者“龙哥”洗白之嫌。
2018年3月26日，山西闻喜公安局原副局长景益民等10人充当黑社会“保护伞”、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一案公开宣判。
2009年时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在内部会议上，怒批部分警员“比黑社会还黑”，一支打黑支队长带头涉黑。
2009年9月26日，原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和原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涉嫌受贿等职务犯罪被警方执行逮捕。
2015年1月19日，广西梧州市蒙山县陈塘镇罗应村、下漂村上千村民游行示威，围堵陈塘镇政府，抗议当地官员私自出租山林，贪污山林、矿山租金，并勾结警察和黑社会人员抓捕打伤维权村民，致重伤4人。
2018年4月22日，湖北省纪委通报显示，荆门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邹平、刑侦支队原支队长罗芝林、交警支队原支队长阳勇三名公安系统涉黑涉恶官员因“保护”黑社会组织被“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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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年来曝光的多宗案例表明，黑社会组织的快速扩张大多与公安部门的“保护”有直接关系。在民间甚至出现“扫黑社会，必须要打黑公安”的说法。
大陆地方公安部门与黑社会勾结的事件时有发生
2018年伊始直至今天，中国突然兴起的一场兴师动众的国家级“扫黑除恶”行动，也反映了中国形势的阶段性变化，以及中共不同的治国策略。分析表示，如果说过去五年的反腐肃纪主要面向中共执政团队，此番“扫黑除恶”则是一次同时面向地方社会、公安系统的全面和长期的行动。
从中共高层的定义、规格与安排来看，显然对这次“扫黑除恶”行动十分看重。首先，在中共十九大后首次召开的中纪委全会上，习近平作出指示称，“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
地方公安的腐败可谓触目惊心，但就人事制度而言，形形色色的人员甚至一些黑社会都混入了公安队伍。大陆有知情人士表示，部分派出所人员甚至没有一个是警校毕业的，都是通过种种不正常的方式进入派出所的。
该人士以广州白云区石井派出所为例，他的一位朋友在家被黑社会分子打昏，当地警方不仅不管，还与打人者把手言欢，完全是黑社会做派，据反映，打人者给派出所送了钱。
在中国政治体系中，公安可谓是第一线的执法者，代表执政者与民众直接接触，其行事方法和作风会直接影响到普罗大众的具体生活，影响到他们对中共的态度。
过往数年中，不断恶化的官民对立态势，也与作为执法者的公安人员在政治高压下将扩大化或粗糙执法，视民如同水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动辄得咎维稳弹压有关。
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时，政法系统权力急剧膨胀，其中的公安系统更是呈现明显扩充之势。本来以促进依法治国为使命的政法委转而以“维稳”为要，而且在地方治理中话语权过度增强，致使乱象迭出。
此前曾有文章指出，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执法体系开始出现三方面变化，即依法执法、主动执法无所避，以及执法过程的低调有效。
不过，这些变化主要还是由上层公安系统，或是北京公安的指挥操作，其他地区和基层公安虽然也有积极变化，但据目前来看，地方黑社会与公安系统勾结的问题仍然严重。而打造一套更符合现代化和法治要求的执法体系，亟需提升基层公安执法水平和队伍建设，或许需要对其展开一定程度的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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