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以来，中共官员自杀事件频被曝光。
近期，中共地方和基层官场自杀、自首成风（图源：VCG）
北京时间5月26日，天津市农商行董事长殷金宝自杀；24日，江苏省建湖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成万东自杀；23日，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副区长、公安局局长郑金车坠亡；21日，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晓明坠亡。
6月，陕西省渭南市一官员坠楼身亡；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水务局副局长葛峰坠亡；安徽省淮北市总工会原副主席李强坠亡；江西赣州四中校长刘爱平坠亡；河南洛宁县城关镇纪委书记杨某华溺亡；江苏南通通州区纪委副书记张刘华自缢身亡。
7月，河北张家口人大常委会常务副秘书长高忠孝在市政府大楼内坠楼身亡；安徽淮南潘集区前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集街道党工委书记刘任坠楼身亡。
进入9月，北京时间9月3日，安徽省宁国市规划局某科长跳楼坠亡，为这波自杀潮又添上了一笔。
官员自杀背后的原因也错综复杂。他们因何选择自杀，种种原因扑朔迷离。当然不排除部分人是健康原因或是心理问题。不过坊间的猜测多指向利益勾连者的压力，以一人的死来掩护背后更多人和更大的后台。由于中共的官场生态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而，在中共的反腐重压下，地方官员面对着山头的倒塌，难免有形单影只之感。
往往是，看似不经意的自杀，如若细致剖析，或者随着中共当局调查的深入，会牵扯进更多的官员，揭示出更多的仕途和利益纠葛。这是中共密室政治的特点，外界很难看清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共对官员的调查，也往往是语焉不详，令外界不明就里。
与此同时，中共官场也掀起一波自首浪潮。
北京时间7月31日，中共河北省原政协副主席艾文礼“投案自首”；从他开始，河北省邯郸市委统战部部长王社群、河南省焦作市副市长魏超杰、吉林省通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刚振涛、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政协主席张建国、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常务副区长陈红升、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光明村经管站站长杨虎、无锡惠山水处理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苏挥、湖北省襄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代全、武汉市纪委监委第七审查调查室副主任钟鸿刚等相继自首，截至目前已达两位数之多。
诸多官员或者自杀，或者自首，两条路径，似殊途同归，都向外界显示习近平上台后高压治党和高压反腐，通过巡视、督查等压力传导机制的疏通，中共高层的查贪意志确实已被地方和基层官员所感知，凭借其久经官场练就的敏锐的政治嗅觉，或许早已感受到了风雨欲来，在经历内心挣扎和利弊权衡后，走上了两条相反的路。
中共官僚体系是一套等级严密的系统，整套系统的权力来源是中南海，之后层层传导，一般情况而言，势能也层层减弱，可能习核心的雷霆之怒等到基层之后，便只剩余音绕梁了。因而，如何将中共高层的意志原本保真的直达基层，一直是困扰中共的难题。自习近平上台后，更加倚重频繁的和常态化的巡视、督查等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体制，目的就是要将中共高层的意志尽可能完全的传达给基层。
官员自杀、自首风潮的到来，也许意味着这种制度设计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达到了让现在仍然“藏匿”“隐身”的腐败官员现身的目的，达到了清扫腐败“存量”的效果。
不过，自上而下频密的巡视、督查，无形中也抬高了中共政治运行的成本，虽然中共方面将其视为一种制度安排，但外界仍不免有反腐仍是一场运动的观感。况且，在腐败问题已经发生后，再来巡视，似乎仍只是一种事后机制。
另外的观察视角是，如何从制度层面保证中共官员不再产生大规模的新的腐败。实际上，民间一直有声音呼吁，中共消除腐败问题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是官员财产公开，但中共高层出于种种原因一直不愿推进，甚至对如此呼吁的声音进行压制。可能中共有自己的现实政治考量，但随着腐败存量的减少，类似官员财产公开这种立竿见影和行之有效的制度反腐手段，理应成为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备选项。
此文完成之际，又有中国网友发布消息称“吉林省榆树市副市长常健从市政府坠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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