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本／五四运动九十週年之际，当年的思想启蒙运动还在推动今日的思想启蒙。五四所强调的民主建设、科学精神和自由言论，都还在中国的上空呼唤，而民间最近为遇罗克（一九四二—一九七零）树立雕像的默默纪念，更有一种历史悲情中的改革激情。
改革的激情是探索中国当下最敏感的事实：怎样面对中国最新的「阶级歧视」？当年遇罗克挑战「出身论」而遭判死刑，但也唤醒了一代人对「阶级歧视」的反思。为什麽「地富反坏右」要被专政和镇压？为什麽资产阶级的子弟就被歧视？但在今天，约二亿的城市农民工的子弟不能进城市的正规学校，生病或遭遇了车祸，不能和城里有单位的市民接受同样的医疗待遇。在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下，他们是共和国的二等公民，面对新的阶级歧视。
这些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在过去十年的工资待遇，都维持在七百元到一千元左右，没有变化，而中国GDP十年以来每年双位数字增长，早已翻了几番。也就是说，农民工并没有分享中国经济腾飞的红利，而只能忍受剥削的残酷。金融海啸之后，他们不少被解僱，流离失所。在一个以追求社会公正为名义而建立的共和国里，这就更显示出历史的无情与讽刺。
这就是今天中国要面对的痛苦。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过去无产阶级歧视资产阶级，到今天资产阶级歧视无产阶级，都违反了遇罗克的理念，也违反了六十年前建国的理想。
而今日权贵集团的权力滥用和腐败，早已让所有的阶级震动。广东司法系统内部的严重贪腐，随著陈绍基等人的双规，逐渐浮出了水面。它不仅是一两个人的个人操守，而是整个制度缺乏制衡的恶果，可以让贪官对港商、台商巧取豪夺，长期鲸吞企业的财富，无法无天。
而关键就是五四运动中所说的德先生（民主），还是在中国政治中缺席。有些高官曾经说民主选举是西方的把戏，中国绝对不搞。这其实是绝大的无知。从巴黎公社的原则到列宁思想，都强调要落实普选，才能避免权力的腐败。只有到了斯大林执政，才改为任命制，而中共在延安时期，也是高举普选的口号，作为对抗国民党的武器。
因而中国必须在五四运动和中共的传统中，找回失去的改革力量。对付贪腐，寻回社会公正，要靠制度的建设，不仅要靠德先生，还要靠赛先生（科学）和费小姐（自由）。让科学的精神和言论自由，作为社会的主旋律，成为全民的共识；让舆论的监督，揭开贪污滥权背后的权力真面目。
重温五四的精神，超越出身论的标籤化，也要超越对普世价值的误读与恐惧。这是五四的最新启示，也是共和国理想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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