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的戊戌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重大政治事件戊戌变法，在戊戌变法之后开始了向西方先进制度学习的历程，但中国政治制度至今依然带有中国特色。“变革”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与落后决裂的积极因素，但变革中总有些不变的因素，那些不变的并不意味着抱残守缺。
甲午战争宣告失败为戊戌变法埋下伏笔，图为甲午战争博物馆（图源：VCG）
回望戊戌变法中的变革
1898年6月11日清朝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进行朝政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戊戌变法自此开始。变法在进行的过程中受到清朝廷内慈禧太后为首的一派的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在慈禧太后的示意下，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为了躲避慈禧太后的追杀，康有为逃亡至法国，梁启超逃亡至日本。随后，谭嗣同、刘光第、林深秀等戊戌六君子被斩杀，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这一变法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揭开了中国政治制度向西方制度学习的序幕。1840年鸦片战争击碎了大清王朝“天朝上国”的美梦，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越来越多文人志士逐渐清醒：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必须要向强大的对手学习以变革自强。接连的内忧外患倒逼中国在变革之路上开始探索之旅。最初的变革探索是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寻求御侮强国之道，以洋务运动为代表。1861年清朝廷进行的洋务运动，是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其指导思想“中体西用”说明了变革是在不动摇中国政治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期待能以此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
1894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翌年清军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宣告了学习西方器物变革路径的失败。大清帝国的国际地位自此一落千丈，再次成为世界各列强鲸吞蚕食的对象。通过反思这一失败的变革之路，清朝廷内的改革派逐渐意识到内忧外患的根源在于清朝政制，如果不从体制上进行变革，学习西方坚船利炮之器物只是细枝末节，其效果也必将是徒然，这一反思为变革路径的转变埋下了伏笔。1895年4月中国被迫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齐集在京城应试的十八行省与奉、台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并得到一千多人连署，又称“公车上书”（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派送，依汉代孝廉乘公家马车赴京师受考之惯例，对进帝都参加会试的举人又俗称为“公车”），拉开了维新变法的起点。
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戊戌变法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民主思想热潮，原来不敢讲“民主”的知识分子，都在积极地讨论民主与民权。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在充分肯定戊戌变法意义的前提下，不少声音将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变革的推行策略不够周全，比如戊戌变法中维新派将救国愿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没有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变法而缺乏民意支持，因而不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变革推行策略的不周全还体现在变革行动急于求成，例如在百日维新的103天时间里，颁布了 100多条诏书谕令，改革措施不分轻重缓急齐头并进，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中央到地方大裁大撤，强行查封，没有妥善安置被裁人员的出路，过多地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甚至社会中下层的利益。改革者没有将变革引上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而是片面追求数量，企图一夜之间把中国变为君主立宪制国家，造成极大社会动荡。
变革策略的考虑不周确实在导致戊戌变法的重要原因，以君主立宪制为代表的西方政制的变革内容在当时也体现出先进性，但随着时代变迁，以西方政制为标准的变革内容是最好的选择这一理念也逐渐被质疑了。戊戌变法主张在不动摇封建阶级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实行君主立宪制后国家的权利就转移到议会中，君主的权利就会大大的受到削弱，这一举措有利于将民主理念渗透进中国政制使其更开明进步，此外广泛地裁撤冗员闲衙也有利于提高政制体制运行效率。戊戌变法使中国人从学习西方器物转为学习西方政制，在此变革之路上虽然逐步将西方政制中诸如民主、法治之进步理念为中国政制所用，但也总有一些不变的理念时至今日依然在中国政制中有所体现，这些不变的政制理念既是中国特色使然，也或可成为西方民主政制缺陷的补充。
戊戌变法后变革中的不变
不少学者认为相较于民主选举领导人方式，以“民本”理念为目标的贤能政治选拔方式更适合中国。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主流，诞生于中国夏、商时期，至西周奠定其基本形态。“民本”一词最早出自《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惟邦本”，意即民众为国家的根本。其政治特色根源于重视结果的实用主义思维，使百姓得到实惠是终极目标。而实现使百姓得到实惠的终极目标的确在很多时候依赖于精英治理。拥有出色治国理政才能的执政者只可能是社会中的少数政治精英，而非资质平平的普罗大众。因此中国自古以来挑选治国奇才的方式是由政治精英自上而下评估的贤能政治，而非普罗大众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
戊戌变法期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图源：VCG）
而在这种历史文化传统滋养的中国民众至今也仍以贤能政治的标准来判定领导的好坏。但由于中国地域广阔，民众之间并不互相熟悉，难以判断高层政府（市级及以上）领导人的德行，而且现今中国民众的素质良莠不齐，关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基本问题的理解与最基本的政治判断力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如果放开民主选举，很可能选出具备人格魅力的干部，但不一定能选出有德行有才能的理想干部。而贤能政治恰好在甄别干部德才方面具有民主选举相对欠缺的效率。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张牧扬博士针对中国官员升迁与个人能力的关系所做的大数据调查分析结果也显示：在贤能政治的人才选拔机制下，中国官员升迁在很大范围内与个人能力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因此高层政府需要建立一套选拔制度以贤能政治的方式选拔和晋升具备卓越素质的领导人，而不能通过简单的民主选举。当然这一政治模式在运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腐败，还需进一步取其精华去其糟泊。
反观西方政制，虽然近代以来自由民主思潮凭借西方强大实力为支撑在全球风靡，甚至形成垄断性思潮，但其以民主思潮为核心的民主政制缺陷也不断暴露。西方自由民主制所期望的“理性人”选民往往并不理性，经他们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很可能是拥有极高民意支持的庸俗而投机短视的政客，并非贤能，而政权一旦掌握在这类领导人手里往往会导致国家普遍陷内耗和停滞困境。且实践也证明一度效仿甚至崇拜欧美的国家和地区也并没有像它们一般发达进步。例如拉美国家学习西方选举民主后出现的乱象，以及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奉行选举民主酿成的国家治理危机都是前车之鉴。而中东及土耳其学习西方选举民主后出现的倒退更是典型的反面教材。2010年西方在中东策动“阿拉伯之春”本是为了输出选举民主，结果却造成恐怖主义四起的“阿拉伯之秋”，导致伊斯兰传统强势复归。本来土耳其在一战后就已建立世俗化的选举民主政体，但随着崇拜西方的强人领袖凯末尔逝世后，保守的伊斯兰传统得以复兴，并在近些年强人总统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再次成为一个与自由民主制渐行渐远的威权政体。
在中国被西方强国逐一欺凌时，同样怀有家国仇恨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并将其为我所用的见识和冷静难能可贵。维新派发起的戊戌变法也揭开了中国学习西方政制的历史序幕，但向西方学习不意味着照搬照抄，时至今日中国政制并未完全被西方政制同化，其中不乏变革不彻底的原因，但不能仅仅将原因归结于此，还应该看到政制变革中那些不变的是中国政制的特色，也是西方政制弊端日益暴露的今天或可坚持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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