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很特殊的责任。他拥有学习的特权和机会。作为回报，他对于同胞（或对于社会）有责任尽可能简单、清楚、谦虚地描述他的研究结果。知识分子所做的最糟的事情——主要罪过——是试图对同胞自命为伟大的预言家，给他们留下令人迷惑的哲学的印象。任何不能简单、清楚地讲话的人都应住口，继续下些功夫，直至能这样做为止。（卡尔.波普尔名言）
刘仲敬是和柏杨类似的对中国人民怀有深仇大恨的人物。
区别只在于柏杨确实如波普尔所言，是用了尽可能简单、清楚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意见。（至于谦逊与否不大好说，但我以为也不重要。）结果吸引了一大批未入门者，流毒甚广。
之所以我敢说流毒，是因为以柏杨的语言风格，如果他犯了什么错，难免会被清楚的指出来。简言之，柏杨的错误无数，不信你可以自己在网上搜。其支持者也极少会正面辩白，只是说点没用话：“主观上是好的”或者“客观上是好的”（毕竟让很多人对历史产生了兴趣）。
而刘仲敬与柏杨在语言风格上相反，他做的就是波普尔上述“知识分子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至于原因，或许也可能因为他身处大陆，说得太清楚容易惹祸。然而我们姑且不论后来他跑了，就算没跑，把话说成他那种程度，也远不能以“避祸”来解释。
那么为什么？一则装逼；二则避免被揭穿，就像柏杨所遭遇的那样。
当刘仲敬稍微说点人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他的嘴是歪的。例如，刘仲敬痛恨“大一统”，就说大一统是蒙元的思想，暗示汉人学蒙古人很无耻。严格而论，汉族政权过去确实较少对少民建立巩固的统治，而且心理上也确实不太在乎。问题是刘仲敬推崇的分裂，绝非仅仅把少民给分出去，而是要把汉族地区也分了。也就是说，站在刘仲敬对立面上“大一统”本来就是汉人的大一统，是从秦汉发源的，跟蒙古人有什么关系？更何况汉人学蒙古人也没什么不对。蒙古人强盛要吞并汉人，汉人强盛又何以不能吞并少民？
至于刘仲敬的基本思想，可以说就是那个“费拉循环”。费拉本身倒没什么。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任何一个民族不够强盛，自贬一下以图知耻而后勇，都是常态。关键是加上“循环”二字，那就是专门针对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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