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时逾40年。这40年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新的发展瓶颈和改革深水区也正在形成。教育、医疗、住房、税制等问题，覆盖全面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难题，中共备受诟病。
面对庞大的社会和无比复杂的民情，中共总是进退两难。
现任中共领导者习近平，2013年就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为他执政任期内的重要目标。确立了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6个方面继续改革的要求。
5年已过，这场属于习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战役推进到了哪一步？中国人感受到获得感了吗？
很少有人以人格化角度去观察解读某个政党，特别是政党在政治活动中的逻辑与心态。而一旦当我们将视角转向这个新鲜的窗口，往往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这种转向的必要性在于，它可以摆脱既有偏见和思维窠臼，帮助观察者拓展建立全景式而非单向性的视野，从而对事物或事件本身有更为客观与全面的认识。
近年来，中国舆论场出现不少爆款文章，或者嗟叹在北京等大城市生活之难，“还剩下2,000多万人留在这个城市，假装在生活。事实上，这座城市根本就没有生活。这里只有少数人的梦想和多数人的工作”。或者向政府恳切建言，“作为一个中产阶级，我对国家有哪些不满意”。或者面对疯狂上涨的房租，徒然生出失望的顿悟，“我才体会到我的生活也是租来的，租金的价位决定了我生活在哪个折叠空间。”
教育、医疗、住房……有形的无形的，桩桩件件频现的热词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正步入集体焦虑的时代。可望而不可及，可及而不可足，大多数阶层似乎与理想生活目标之间都有巨大不可跨越的沟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各个领域不断凸显出来。
每一个中国人都深陷在种种不确定性和无力感中，焦虑正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质疑在普遍蔓延。
人们不断为此寻找答案，作为执政者，中共自然首当其冲。面对如许多的社会问题，已经治理中国近七十年正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还有能力、有意愿、有热情解决问题，当宏观叙事愈发宏观，国家实力愈发壮大，微观发展能否更加微观、民生质量能否更加扎实。
中共试图用全面深化改革重新发掘发展潜力（图源：新华社）
在疑问的不断重压下，不信任感是很容易滋生的，这对中共已经形成某种迫近合法性基础的危机，甚至旨在梳理发展瓶颈，航越深水区的全面深化改革，也在一些声音中，成为矫作装点新时代的门面工程。
但中共的主观能动性是否就如此怠惰，对于自身的诸多弊病视而不见，对社会的各色呼声充耳不闻，改革只是喊喊口号，“永远在路上”？恐怕也未尽然。如果把中共具化为一个个体，大概也会和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正困扰于状似无解的焦虑之中。
有人可能会问，强如中共，也会焦虑吗？拥有数量庞大的党员、几十年一党专政、可能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政党，有什么理由会焦虑。
不若试举几例来看。
舆论管制是中共最受诟病的地方。批评者认为中共高筑防火墙，钳制言论，不但收紧内外交流渠道，即便是在中国内部，也密布管控条款，“自由的声音”遭到压制。特别是对于媒体，中共的“防范之心”更甚，不许市场媒体自主做深度调查，不许网媒开设时政类节目，封禁删帖更是如家常便饭。
此类批评所说的确是事实，但同时，中共一直在呼吁鼓励舆论监督，逐渐改革宣传系统，不断细分规范言论管制，却也是事实。两者看似自相矛盾，其实都是焦虑的某种体现。
一方面中共的特质决定其天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足够的掌控力，对于自身的革命叙事和合法性叙事不容扭曲或质疑，也必须要过滤外界带有目的性的报道或文章，特别是屏蔽政治方面的“有害信息”，使得内部的媒体环境演变在可控范围内，都能规范行为；另一方面网媒的崛起、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又让中共不得不正视广开言路的必要性，着手对防火墙做某种程度的拆除，特别是以往过度管控的负面影响不断积累，再继续下去可能就会面临社会情绪反弹爆发的危险。
“习近平时代”正面临时间的检视（图源：Reuters）
放又放不得，封又封不得，于中共看来两者又都有着某种不可辨驳的正当性，中南海未尝不处在进退两难的焦虑中，其心态应当是矛盾的。当然具体工作上会有很大转圜空间，但在宏观层面，大概颇为纠结。
再一例如经济。近几年，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GDP增速开始不断放缓，在大环境转冷的前提下，很多过去未显著凸显或没有引起关注的问题一一暴露出来，其中既有隐藏在经济结构深处的痼疾，也有推行政策带来的次生隐患。譬如东北振兴依然难以看到可期前景，国企和私企在资源分配及政策支持方面仍存在巨大差距，区域发展不均衡依旧严重等。
为因应经济问题的集中暴露，中共推行经济结构转型，通过去产能，大力支持高新产业发展等措施，试图转变老旧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国经济在保持L型平稳发展后能重新迎来上扬区间。
这是一个改革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改革。例如涉及到国企与私企的分配，并非简单的加与减可以解决，国企的做大做强和民营经济的壮大发展在很多层面存在冲突，前者是基石后者是活力，中共不可能有所偏废做出取舍，但在双轨并行图中一定会遭遇选择难题。其中同样有进退两难，选择解决一个问题，则与其伴生的另一问题就必会发酵。
再如影响人口自由迁徙，沿袭数千年的户籍制度已经引发不少批评。中共不可能不清楚，但在二三线城市取消并无实际增益，一线城市却又必须严守户籍制以作调控大城市病的工具，这同样是两面不讨好。
凡此种种，在住房、医疗乃至外交等各个领域，大抵都存在类似情况。中共的焦虑，中共的进退两难在于，面对方方面面丛生的各种问题，如何在筑牢执政合法性和维稳的最高目标下，不因手法或方式的失当引发更多问题，反而造成更大的维稳压力，冲击合法性。
从本质上说，焦虑是面对不可控、不可测事件而产生的烦躁情绪，或者是对威胁性现状难以改变的不安无力。有时候这是一种调动潜能的重要情绪，但更多时候，是在掌控欲和不可控之间艰难撕扯。
而不论是社会中的个体还是庞大的中共，也许都该认真思考，如何让这种情绪从一个需要矫正的“心态问题”转向前者，成为奋进思变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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