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收集、利用的个人信息不但构成了每个人虚拟人格的构成要素，而且延伸到现实生活中，成为我们名誉、财产乃至生命的无形接口。
自2003年中国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部署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研究工作，到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列入立法规划，已经过去了15年。15年间，中国和世界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格局均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世易时移，变法宜矣。”作为数字社会的基础性法律制度，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当然应与时俱进，以回应不断涌现的新需求和新问题。而在诸多问题中，下列六对矛盾又居于枢纽地位，成为《个人信息保护法》前行之路上的重大关隘，有待逐一破解。
个人和企业的关系
随着数字化生存的来临，不论我们是“自然人”，还是“经济人”“社会人”，在信息经济和数字社会的浪潮中皆变成“数字人”。被电子化收集、存储、利用的个人信息不但构成了我们每个人虚拟人格的构成要素，而且延伸到现实生活之中，成为我们名誉、财产乃至生命的无形接口。正因如此，2009年和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七）》《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7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11条亦将个人信息置于人格权的保护之下，从而为我们的个人信息竖立了两道保护屏障。但在另一方面，当企业将海量的个人信息加以汇集成大数据之后，它又摇身一变，成为人们改变市场、创造价值和获得知识的新源泉和新动能。2016年，《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明确提出将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而在去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时，这一观点被再次重申。因此，如何平衡好个人信息保护和大数据利用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首要定位问题。
个人和国家的关系
“欲得民必先知民”，从传统的人口普查到现代的电子政务，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公共福利的推进，都离不开以个人信息为基础的数据资源。凭借着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我国政府的个人信息数据库建设卓有成效：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出入境/证件信息数据库、全国违法犯罪中心数据库、DNA数据库、统计、社会保障和税务的个人信息数据库相继建立。未来国家试图进一步推动数据集中和融合，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平台。虽然这一举措将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和公共服务高效化。不过，“甘瓜苦蒂，物无全美”。政府机关对个人信息巨细靡遗的收集，将引发民众对于隐私已死的担忧，并有可能滑入“全方位监控型社会”；而打破信息壁垒，形成个人信息资源共享体系也有可能违背“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的告诫，容易诱发一次性泄露所有信息的风险；同样，政府机关在执法、司法和行政过程中推进的信息公开，也有可能忽略了所涉及个人的人格权利。故此，《个人信息保护法》应当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为政府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设定制度架构，将公民的人格尊严作为法律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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