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于9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
“六稳”背后的困局。
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为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定调，强调了“六稳”的重要性。
而我们认为，政治局会议“六稳”新提法是决策层结合当前海内外经济形势的最新变化做出的。
当前海外方面面临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的隐忧，国内面临经济下滑压力与强监管下的金融违约风险。
“六稳”其实反映了决策层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六个不稳的担心。
1、内外部压力下，失业率有所增加。
就业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以及去杠杆政策延续，当前国内消费与投资均出现明显下滑，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存在运转困难。同时，考虑到中美贸易战可能演变为持久战，外贸企业也面临明显的生存压力，稳就业已成为“六稳”的首要任务。
7月调查失业率上升0.3个百分点，反映了经济下行对就业市场的压力。
2、去杠杆与强监管双重压力下，金融违约频发。
金融市场方面，上半年中国债券市场违约频发，P2P跑路事件日益增多，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例如，今年上半年，债券市场共有253亿元债券发生违约，共涉及25支债券；与此同时，P2P平台迅速缩减，违约事件此起彼伏。
3、中美贸易战阴霾之下，贸易前景不容乐观。
尽管7、8月贸易数据超出预期，并未反映贸易战的冲击。
但在我们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7、8月贸易订单主要是数月前签订的，且前期人民币贬值一定程度对冲了影响。
考虑到7、8月发达经济体PMI集体回落以及中美关税的不断加码，未来中国出口形势仍将面临很大挑战。
4、人民币贬值与资本外流存在一定的压力。
6月以来，人民币从6.4贬值至6.9，当前汇率距年内高点已贬值10%，甚至有担心认为人民币可能会破7，进一步加速资本流出。可以看到，央行已经将远期购汇风险准备金从0%提升至20%，显示出央行对汇率贬值的担忧。与此同时，国内正加速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以促进资金的双向流动，降低资金大规模单向流动风险。
5、去杠杆政策与财政约束增强下，投资明显下滑。
基建投资是主要拖累，1-7月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5.7%，增速较1-6月回落1.6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略有反弹。房地产投资虽然接近两位数增长，1-7月累计增速为10.2%，但主要与同期土地购置增速较快有关，对应的上半年土地购置增速高达11.3%。
伴随着下半年房地产调控不放松政策持续，预期房地产投资会面临回调。
6、预期方面，国内投资者信心脆弱。
在内外部风险加大的背景下，国内资本市场出现明显动荡。8月7日，上证综指再度跌破2700点，徘徊于近两年低位，逼近2015-2016年股灾后的最低点2638点，反映了当前市场信心不稳的情况。当然，相比于国内投资者，目前海外资金并没有国内投资者悲观，认为A股已被过度看空，并已开始布局A股。
基建大干快上并非良方。
应对六大担忧，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基建投资被予以要义。
而从实践来看，近半个月以来，基建投资已经明显加快，体现铁路固定资产计划投资额重回8000亿；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等多个方面。预计在政策支持下，下半年中国基建投资将会出现明显反弹。
然而，在我们看来，虽然稳基建对于改变投资持续下行局面具有关键作用，且能一定程度上起到政策托底的效果，但并非力度越大越好。过度依赖于基建投资带来的短期增长反弹，从长期来看存在如下弊端：1、加剧债务风险。
2017年至今，中国政策层一直致力于落实去杠杆与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同时，伴随着对地方政府债务约束的增强，前期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过快的局面已经得到遏制。例如，出于债务担忧，年初多个省市基建投资已被叫停，包头地铁项目是其中之一。包头地铁项目初始预估涉及资金300亿，而包头市财政挤水分后，2017年财政收入已缩水一半至138亿，仅地铁投资便是同期财政收入的数倍。
可以想象，一旦未来放开对基建投资的约束，有可能会再度激励各级政府部门大搞投资竞赛，加重债务风险。
2、基建对于经济的边际效益递减。
过去十年间，基建投资平均以超过20%的速度快速增长，当前中国的基建存量已然不低。
2017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高达63万亿，占GDP的76%，而基建投资为14万亿，占GDP的17%。
此外，2017年中国建筑类产品消耗为全球第一，比如全球粗钢总产量达17亿吨，其中中国产量就达到了8.317亿吨，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总和。
在我们看来，经过多年高速发展，当前中国极具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已经基本完成，未来基建投资带来的经济效益会逐步降低，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加快推动基建项目，有可能出现重复建设与结构性供应过剩的问题。
3、加剧“国进民退”现象。
2008年以来，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国进民退局面，在我们看来，这与当时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有关。反观当下，国有企业往往是预算软约束企业，且不少面临高杠杆率问题，新一轮的投资拉动是否会再次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加剧国企与民企的不平等地位？倘若如此，从长远来看，将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
减税还富于民，势在必行。
在我们看来，比基建更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减税，这主要是源于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的减税空间仍然较大。
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在全球范围内位列前茅，根据世界银行联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缴税2017》报告，在全球190余个经济体中，中国以68%的税收负担排在第12位，远远超过世界平均40.6%的总税率水平，高于美国43.8%、日本47.4%的税负水平，也超过印度的55.3%的水平。
除此以外，近年来税收的增长也为减税提供了条件。例如，2017年，中国的个税超过预算多增720亿，说明个税改革存在较大减税空间。
而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名义增速为10%，但各主要税种的增速也均显著高于GDP增速。上半年税收收入增长14.4%，其中，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速16.6%，企业所得税增长12.8%，企业税负仍然增长较快，负担较重，不利于企业增加投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20.3%，在居民收入持续下降的当下，个税的高速增长也会对居民消费造成负面影响。
2、减税对于扩大内需的效果更加显著。
在居民方面，个税改革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与降低税率，并将家庭抚养人口、按揭贷款等等纳入个税抵扣，不仅可以减少纳税基数，也有助于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支持消费提升。在企业层面，营改增以来，企业由于税收征管力度趋严，抵扣链条不完整等原因，不少企业存在实际税负增加的情况。此外，“五险一金”过高、去杠杆下资金成本上涨，以及环保不断提高，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运行困难。
例如，以北京地区税前万元月薪为例，企业需要额外承担的“五险一金”成本超过四千，劳动者扣除超过两千，税收负担实在过高。在我们看来，实体经济只有切实的减税，才能改进经营环境，增加投资。
3、减税符合当前贸易战略转型的需要。
以往中国的贸易战略往往是鼓励出口，但伴随着中国的消费升级，中国居民对于海外高端商品的需求进一步加大，中国正从过于追求出口转向进出口并重。然而，当前中国面临的情况是，进口关税虽然不高，但加上增值税与消费税后的进口综合税负仍然较重，如进口小汽车，加征三税之后，最终售价可能是到岸价的数倍。从鼓励进口的角度来说，减税同样存有空间。
4、减税是一项重要财税制度改革。
在我们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周期越来越短，与近年来采取的宏观政策大多具有短期、行政化特征密不可分。
通过减税，从制度上对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局进行解困，效果更加长远。实际上，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财税改革提速便已成共识，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房产税、个税的推出均落后于时间表，企业减税降费的实际效果也并不明显。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若要走出“六稳”困境，加快长效机制建设，减税与还富于民，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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