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在新近出版的《重读八十年代》里写道。当年在《人民文学》任编辑的朱伟，曾推出了刘索拉、阿城、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一大批作家。本书以文学编辑的角度鲜活重现八十年代文学现场。
莫言的成名作是被“逼”出来的今天我们回顾1980年代，会惊叹于一大批年轻作家的横空出世。但当初，许多作家的出场，并没有那么石破天惊。
《重读八十年代》书中写到，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其实是“逼”出来的。
当年，莫言入选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第一届学员，同学中最出名的是《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李存葆。开学后，班上专门开会讨论李存葆的新作，在一片赞扬声中，唯有莫言坦率地唱了反调，而且言语中毫不客气。这引来了众人的不满：只会说别人，自己又能写出什么呢？在这样的压力下，莫言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他要用一部作品来“争一种东西”。
在此之前，莫言只发表过四五个短篇小说。用朱伟的话说：“如果只看他刚开始的短篇，会觉得很稚嫩，觉得他完全不可能成功。”但《透明的红萝卜》1985年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真有一下子耀亮文坛的感觉。”朱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认准了莫言。在他看来，“还没有人能将意象表达出这样一种凹凸感夸张的油画般的感觉。”之后《爆炸》、《红高粱》都经朱伟之手，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余华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余华最初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小说《星星》，写的是一个不合群的男孩在成长过程中的孤独和忧伤，这篇文章在朱伟看来是一则叙述直白的“习作”。后来与余华聊天时，他告诉朱伟，自己最初深受川端康成的影响，因为《伊豆的舞女》而开始创作，所以走的也是细腻敏感的路子。直到1986年，读到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后，他才如同醍醐灌顶，明白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这才有了1987年代《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余华脱胎换骨，一跃成为最耀眼的新生代作家之一。
从这些“蜕变”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思想的解放和活跃，海外文学的大量引进和传播，对于作家们产生的深刻影响。
百花齐放的文学高峰陈村对于《重读八十年代》有这样的概括：“这本书阐述的是作家们如何凭那种被认为很不入流的写法爬上文坛，编辑处心积虑将作品给捣鼓上版面。”虽是戏谑，却也道出了事实。当年，许多先锋的作品并不受到认可，倘若没有编辑敏锐的发现力，文学的走向或许会有很大不同。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