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2年通胀低于3%，那可能是偶然情况。如果连续接近5年都低于3%，那么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可能已悄然发生。
从人口出生的角度，1979-1990年的人口出生高峰，对应的是1999-2010年间劳动力增长加速。2012年之后，新增劳动力相对此前的十年间明显减少，对应的出生人口数从高峰的2500万左右下降至1500-1800万左右。对应地，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也出现下降，15-64岁人口占比从2010年的74.5%降至71.8%。随着中国从人口红利阶段逐渐向人口负红利阶段的过渡，人口出生因素对通胀的由拉动效应逐渐向拖累效应过渡。
从人口迁移的角度，外出农民工的人数在2009-2013年期间年均增加522万人，而2014-2017年年均增加仅144万人，降幅约为73%。而且农民工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50岁以上占比达到21.3%。2014年开始，农民工群体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拉动效应，已随着农民工人数增长的放缓和老龄化而出现明显减小。
从工资增长的角度，2014年以来工资增速明显放缓。而这背后是2010年以来，中国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的趋势性放缓。劳动生产率放缓背后，反映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对以基建和地产为代表的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依赖程度上升。地产和基建相关产业链的增长多属于外延式增长，技术创新较少，对应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而劳动生产率的放缓，首先导致工资增长速度下降，而工资增长放缓又对通胀形成约束。
综合以上分析，2003-2013年通胀阶段性冲高的背后，新增就业、农民工数量增长等以及工资上涨等需求端因素有所助力；2014-2017年的低通胀则可以归结为需求端因素偏弱对通胀形成约束。
在未来1-2年的尺度上，这些人口、劳动力方面作为中长期因素发生较大变化的可能性较小，这也就意味着通胀上行仍面临着来自需求端的约束，通胀压力将主要来自供给端。由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2019年通胀的上界，2019年CPI同比持续高于3%的可能性并不大，达到2010-2011年4-6%高通胀的可能性较小。
风险提示：
供给端冲击超预期。
一、通胀预期抬头，今年不是第一次
今年8到9月，四大因素推动市场通胀预期抬头。
第一，夏粮出现小幅减产，小麦收储减少；第二，猪价自5月以来快速反弹，8月境内数个省份出现非洲猪瘟疫情；第三，部分一二线城市房租快速上涨；第四，高温多雨天气导致菜价出现超季节性上涨，而且知名蔬菜产地寿光发生水灾。此外PPI的生活资料反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调整可能导致输入型通胀等因素也对通胀预期形成一定的催化作用。
类似地，去年三、四季度通胀预期也曾明显升温，原因可能在于担忧经济复苏带动通胀上行，PPI向CPI传导。由此可见，近两年的三、四季度，通胀预期均出现过一个明显发酵的阶段，通胀成市场关注热点。
但回溯历史数据来看，2013年12月至2018年8月近5年间，CPI同比从未超过3%，最高为今年2月份的2.9%。为何连续5年都维持低通胀的局面？这是本篇报告试图去回答的一个问题。回顾
2002-2013年的三轮周期中，CPI与PPI基本同步，GDP的不变价增速与现价增速也基本同步；但2014-2018这一轮周期中，两个以往同步的序列均出现“失联”。
这一“失联”背后，一方面是消费、生产两个价格的分离（CPI和PPI），另一方面是经济的量价分离（不变价GDP与现价GDP），对应的很可能是一些结构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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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分离指向消费需求增长放缓的逻辑。一方面，供给侧改革推动PPI生产资料涨价，但生活资料和其他消费品价格增长缓慢，指向上游价格可能因需求而无法传导至下游。另一方面，不变价GDP与现价GDP增速的分离，指向剔除价格的数量型指标增长未能出现周期性反弹。
美国通胀与工资增速、失业率等劳动力市场指标密切相关，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非农数据几乎被海外市场视为重要性最高的美国经济指标。
相比之下，中国通胀的分析中，除了2010-2012年前后热议的刘易斯拐点之外，往往很少涉及劳动力市场因素。
这可能与中国劳动力市场数据质量不高有关。不过美国通胀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理解国内通胀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框架。
对中国而言，我们也可以从劳动力市场入手来分析中长期的通胀。从这一角度切入，通胀与消费密切相关，而消费的增长，一方面是新增劳动力数量（数量指标），另一方面是平均工资收入的增长（价格指标）。中国经济近5年的低通胀，可以从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收入的角度出发分析。
二、中长期通胀的边界受到劳动力数量的影响
1.
新出生人口的起（1979-1990）与落（1990-？）
回溯中国的人口数据，可以发现1979-1990年是一个人口出生高峰，往后推20年左右，出生高峰期的人们逐渐迈入就业市场，恰好是1999-2010年区间，实际上这一段也是中国通胀较高的阶段。从出生总人数（经过滞后处理）和CPI同比的走势来看，两者表现出较高的同步性。
拉长周期来看，1979-1990年人口出生高峰，对应的是1999-2010年间劳动力增长加速。这一点从抚养比的角度也可以得到印证，1999-2010年间是15-64岁人口占比持续上升的阶段，其后开始出下降。
人口和通胀之间的联系，从人口红利的角度出发，可以推测存在如下链条“适龄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工作获得收入->消费增长推升通胀”。
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而言，链条的成立至少需要满足一个假设：这些1979-1990年出生的人口可以找到工作。这一点在中国是满足的，1999-2010年间，除个别年份因外部的金融危机冲击以外，多数年份中国经济受益于加入WTO之后的快速增长，高速经济增长较好的吸纳了新增劳动力。而从中长期的角度而言，作为要素的劳动力增长会影响到经济扩张的边界，人口红利也是推动中国1999-201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一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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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2年之后，新增劳动力相对此前十年间明显减少，对应的出生人口数从高峰的2500万左右下降至1500-1800万左右。相应地，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也出现下降，15-64岁人口占比从2010年的74.5%降至71.8%。
中国经济逐渐开始临近人口负红利的临界点，这将对经济增长和通胀形成一定的拖累。
2.
农民工外出打工的高峰已经过去
除了新出生人口之外，外出农民工的人数增长快慢也会对通胀产生影响。
今年关于榨菜、方便面和老白干是消费降级，还是农民工消费升级的探讨，引发一些争论。该争论启发了我们的思考，考虑到中国外出农民工的人数高达1.8亿（2018年6月），这一群体人数的增减对于通胀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拉长周期来看，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速与CPI同比走势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尤其是2008-2014年两者走势相关性更高。一个直观的解释是，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对基建和地产的依赖度明显上升，同时贸易的贡献明显下降。农民工作为建筑业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其消费增速对通胀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外出农民工人数增减来看，2009-2013年期间年均增加522万人，而2014-2017年期间年均增加仅144万人，降幅约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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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从CPI与PMI从业人员分项的相关性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2014年以来通胀持续偏弱的同时，非制造业和制造业PMI从业人员分项多数时间维持在50枯荣线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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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数量和劳动力素质，属于劳动力供给的一部分，对经济增长和通胀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农民工的角度来看，一是人数增长趋于停滞，近几年来多数时段增速位于2%以下，此前周期则在3-6%区间；二是老龄化趋势明显，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从2008年的11.4%上升至2017年的21.3%，41-50岁从18.6%上升至26.3%，也就是2017年41岁以上农民工占比已高达47.6%。老龄化不仅意味着未来农民工人数可能因老年农民工返乡而面临减少，而且年龄较大的农民工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可能相对有所不足，劳动力素质提升和收入增长因而受到一定阻碍。
2002-2013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受益于农民工在建筑、中低端制造等行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变化对应的收入增长，也对通胀形成一定的推动作用。而从2014年开始，农民工群体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拉动效应，已随着农民工人数增长的放缓和老龄化而出现明显减小。
3.
劳动力供给放缓对通胀形成约束
2014年以来中国劳动力供给持续放缓，对通胀和经济增长均形成一定的拖累效应。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就业人数来看，2015、2016两年新增就业仅分别为198万和152万，2017年降至37万；较2002-2013年间的均值348万出现大幅下降。就业人数增长放缓，劳动力扩张带来的消费增长放缓，从而对通胀形成拖累。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上升，中国劳动力数量负红利效应逐渐显现。从全球数据来看，人口负红利的情况在老龄化国家较为明显，如日本和部分欧洲国家的老龄化情况要比中国严重得多，其中日本的通胀长期在0附近，使得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劳动者技能可能成为寻求人口红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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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动力质量与通胀：劳动生产率对工资增速的约束
人口或劳动力数量之外，工资增速同样值得关注。 如果说劳动力数量对应的是剔除价格的总需求，那么平均工资对应的是个人平均名义需求。
我们从三个工资数据入手进行分析，第一，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第二，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第三，全国平均最低工资。无论从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工资来看，还是从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来看，工资增速与CPI走势表现出较强的同步性。
通胀维持弱势，背后是居民工资收入增速的放缓。
即使是全国平均最低工资的增速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2005-2013年的平均增速在19.6%（剔除受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当年未调整最低工资），但2014-2017年降至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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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工资数据增速的放缓，不能完全归因于周期性因素。
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看，2010年以来，中国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在趋势性放缓。劳动生产率的放缓，对工资增长形成约束，而工资的增长又对通胀形成约束。毕竟脱离劳动生产率的工资增长，往往意味着企业竞争力的丧失，扩大到国家层面，意味着国家在全球层面竞争力的下降。
劳动生产率放缓背后，反映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对以基建和地产为代表的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依赖程度上升。地产和基建相关产业链的增长多属于外延式增长，技术创新较少，对应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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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胀展望：戴着需求的镣铐起舞，通胀上行有赖供给端因素
出生人口减少、农民工人数增速放缓和老龄化（劳动力数量的视角），以及劳动生产率偏低导致的工资增长缓慢（劳动力价格的视角），这些因素对通胀而言均属于需求端，它们与通胀的关系并不完全是从A->B的因果关系，其中一些相关关系可能属于一个问题的不同截面。
通过对于这些截面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2003-2013年通胀阶段性冲高的背后，新增就业、农民工数量增长等以及工资上涨等消费的需求端因素有所助力；2014-2017年的低通胀则可以归结为这些消费的需求端因素偏弱对通胀形成约束。
而在未来1-2年的尺度上，这些人口、劳动力方面作为中长期因素发生大幅度变化的可能性较小，这也就意味着通胀上行仍面临着来自需求端的约束，通胀压力将主要来自短期的供给端因素。
由此，通过分析影响中长期通胀的需求端因素，我们可以给出一个2019年通胀的上界，2019年CPI同比持续高于3%的可能性并不大，达到2010-2011年4-6%高通胀的可能性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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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需要警惕的阶段性供给因素主要有：
1）猪价方面，非洲猪瘟疫情有所扩散，可能加速本轮猪周期的出清速度，从而推动明年的猪价出现周期性上涨；2）成本传导方面，上游成本向中下游的传导，体现在今年的PPI生活资料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小幅反弹上，明年向中下游消费品行业的传导效率是否提升，将取决于中下游行业的集中度变化；3）农产品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可能提高中国大豆的成本价，从而导致豆粕、豆油相关行业的价格出现上涨。近年来国内收储制度的调整，对应着历史库存的消耗和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化。随着历史库存的进一步消耗，以及考虑到今年灾害偏多，部分优质主粮价格明年可能继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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