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领袖无情，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2002年，BBC举行一个「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的调查，结果是英国战时首相邱吉尔获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

这位反对绥靖政策，领导英国坚决与德国纳粹决战到底并赢得胜利的「最伟大的英国人」，战后却立即被英国选民抛弃了，由于工党提出福利国家的目标对战后一贫如洗的英国社会有吸引力，导致保守党惨败。1945年7月邱吉尔卸下首相职务，他后来引用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政治领袖无情，是伟大民族的标志。」这句话因邱吉尔引用而成为传世名言。

最近，民建联创党主席曾钰成谈六四，他说「中央肯定是错的」；并说，在六四事件中，邓小平是下令军队开枪的人，也是要负责的人。但他说，如果讲死人，文革比六四不知多几多倍。需要负上责任的毛泽东，他的肖像仍悬挂在天安门，他的思想仍写在党章、宪法之内。「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导还是敌人？如果你否定他，好多中国现在行紧的野都要否定。」同样，如果平反六四，会不会「郁邓小平」？「会郁到何地步」？中国会怎麽走？他说，「最关注中国是否能够走一条继续改革开放，越来越开明、进步的道路。」

倘若曾钰成关于对毛邓不能否定的看法，是反映内地主流意见的话，那麽对比邱吉尔关于伟大民族的说法，我们也许不得不产生一个可悲的结论：中国民族不但与伟大民族无缘，甚至可称之为渺小、劣败的民族。

首先，且不说伟大民族了，一个正常民族，都会正视自己的历史。倘若为了一个人的声誉，而不能面对历史作符合事实的评价，这民族还有希望吗？曾钰成说，中央的六四镇压「肯定是错的」。事实上，中共从指八九民运是「暴乱」，到说是「风波」，到现在绝口不提，当然也是对六四的错误做法，心中有数，只是因邓小平这神主牌而不能正视事实。13亿中国人的多数，似乎也听之任之。

其次，对人的评价与对事的评价，应予分开。中共对毛的评价是一回事，但不影响对文革评价为「一场浩劫」。邓的改革开放之路走对了，也不等于六四下令镇压的事也是对的，更不等于中央对六四的定性不应平反。

其三，毛泽东纵使对中共建政有功，但建政后的反右、大跃进尤其是文革，则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为甚麽他的像还挂在天安门？邓小平纵使改革开放有功，但为甚麽不能提他「肯定做错」的事？为甚麽平反六四就会影响中国走改革开放的路？邱吉尔在战时立下赫赫功勋，为甚麽战争刚结束，英国人民就对他如此无情？

答案是：主要原因不是英国民族比中国民族优秀，而是英国的民主制度使人民有权。有权的人民才可以对政治人物无情，有权的人民才能够自己选择掌政者，才能够按照现实需要而不是背着历史包袱去投票选出领导人。而中国人民则长期处于无权状态，现在的所谓「掘起」，也正如鲁迅阐释「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一样，说穿了就是老百姓永远交互处于两个状态之下：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无论那一个时代，领袖都是强加在奴隶身上的统治者。国家施政不是按人民的要求，而是按领袖的喜恶与思维方向。因此，对领袖犯错的批评就会动摇他的地位，他的施政路线也可能受影响而变更。

当然，「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做惯了奴隶的中国民族，没有强烈争取民主政治权利，是无法成为伟大民族的原因。若曾钰成真的希望中国「越来越开明、进步」，恐怕还须鼓励仍有自由的香港人去认识六四，讨论六四。张文光议员提出动议修订，要政府将六四事件加入中学中史课程纲要内，令中学生可以了解这段历史，确实是应该支持的动议。

我们不希望下一代中国人，仍交替生活在鲁迅所说的两个不幸时代里，我们希望中国民族有一天成为伟大民族。因此，下一代的民主薪传至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