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中，国际知名影星成龙受邀出席博鳌论坛，参与“创意亚洲”专题讨论，会场上被外国媒体问及有关文化自由的看法时，说了以下一番话。
“回归这10年后，我不知道，我是在香港长大的，我也不知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正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香港今天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原来我们中国人需要管的，如果不管，一开放，我们就为所欲为。我到新加坡去，为什么不能吃口香糖？原来不吃口香糖是对的。我给你吃口香糖，那些人就沾在桌子上、摆在椅子上，根本不自爱。很多人不像美国、日本一些地方，会自动地自爱，你不自爱的时候，政府就会管你。我开放，给你为所欲为，到今天，有些人滥用言论自由，滥用文化自由，滥用了人权自由，去滥用了。”
以上引述的是本报驻台北特派员沈泽玮引自台湾《苹果日报》的报道，也是我到目前为止看到的比较完整的引述。
成龙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快人快语，丝毫没考虑所谓的政治正确，因此，此言一出，港台两地政客马上群起攻之，把他骂到臭头。不过，我倒觉得，成龙一番话，引出了一个颇为值得思考的国家治理的课题。从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治理角度来说，管肯定是一种必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该不该管，而是更深一层的管得好不好。
谁该被管
一句中国人是需要管的，给人的印象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意思是所有中国人都需要管。这对许多中国的平民百姓来说是不公平的。说得准确一点，应该是所有为非作歹的人都需要被管。而这在每个国家都是如此，欧美国家也不例外，哪有完全不需要管的人民？若有，就不需要有政府了。
自古以来，很多中国人就奉行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生活。他们是不必管的。我相信，现在很多中国农民还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奉公守法，不用被管，怕的倒是一些被赋以管理权的地方官吏借着手上的权力，为非作歹，甚或官商勾结，欺压良民。因此，该管的反而是那些原本负有管理和治理责任的贪官污吏。不管这些人的话，最终就要闹所谓的群体事件，官逼民反嘛。当然，所有的刁民也都应在该管之列，这包括奸商、黑社会分子、骗徒、流氓等等。
其次，说各种滥用自由的人该被管，其实也没错。虽然每个社会的自由度有所不同，“自由”却是不可以没有极限的。在自诩自由度最高的欧美，自由也有个度。否则，法国总统萨科齐就不会对那些在街头放火闹事的青年人咬牙切齿，把他们称为人渣，派出警察镇压。在泰国，黄衫军和红衫军闹事，最终也要出动军警镇压驱散。
平心而论，每个社会都得“管”，不管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至今，我们还没看到有什么无政府国家，即使是当今被列为人间乐土的不丹也是有政府的。政府的责任就是管人和管事，一国之人，一国之事。所以，政府管事管人，其实对每个社会或国家而言是一种必要。这世上，看来并没有纯粹由良民构成的社会，每个社会都有好人，也有坏人，坏人都得管。所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需不需要管，而是怎么管和管得好不好，这就是政治的艺术。说一个社会很乱，其实等于是说那个社会管得不好，治理不当。成龙感觉香港和台湾很乱，以为那是“自由”带来的问题，实则是管理和治理的问题。他举出新加坡禁止口香糖的例子，意思是新加坡管得对，管得好。反过来说，其实也等于说新加坡人是需要管的。
该怎么管
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该怎么管？这是个大课题。自古以来，百家争鸣，各持己见，有的主张德治，有的主张法治，有的则主张无为而治。现代人多强调法治和制度规范，认为制度建设比人来得重要，因为人亡则政息，只有制度可以绵延不绝。然而，没有了人，什么好的制度也是假的。有好的制度，让一批庸才当政，也可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好制度要发挥作用，还需有懂得治理艺术的人配合。
所以，谈治理国家的大事，关键不在该管不该管，而是怎样确保贤人当政，使国家的机器能够有效地运作，国家社会得到最好的治理，政府该管则管，而且管得到位，管得恰当；不该管的则不管，让人民有最大的自由空间。得人则治，不得人则乱，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是如此。但人们往往只看到作为表面现象的治或乱，而看不到一个社会或国家出现不同治乱现象的根本原因，甚至归罪于自由。其实，即使在一个乱的社会里，一部分人（无法无天者）也可以享受极大的“自由”，因为腐败或无能的政府拿他们没办法，要管也管不了。但只有在一个治理得好的社会里，大多数人才能享受真正的自由。因为，一个社会只有治理得好才能镇邪扶正，坏人少了，良民才能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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