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坚决实施的对华经济压制政策，被认为很可能与忌惮中国的快速发展有关。但雷曼危机后，各项数据显示，美国已无力遏制中国。
9月28日报道，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市是通用汽车（GM）的创业地。这座体现美国梦的“汽车之城”如今作为全美屈指可数的犯罪城市臭名远扬。在2008年9月的雷曼危机后，劳动者流出，人口从全盛时的20万人减少至10万人。由于财政破产，水管腐蚀，部分地区的自来水无法饮用。家庭的平均收入仅为2.5万美元，成为美国中产阶层没落的象征。
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激战州密歇根取胜，带来了排山倒海般的胜利。在雷曼危机时，通过公共资金救助华尔街，但中产阶层和底层失去了住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拿2007年和2017年对比，10％高阶层的收入增长11％，另一方面，10％低阶层却下降了1.4％，甚至未能恢复危机前的水平。对贫富差距的焦虑，将喊出露骨的民粹主义口号的特朗普推上了总统宝座。
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被认为将加剧美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图源：新华社）
201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3.9%，但仍低于金融危机前的5％左右。维持长期增长的日本在2017年的实际工资也出现下滑。经济增长的果实并未惠及中产阶层。英国由10％高阶层垄断收入的40％，贫富差距扩大至与第2次世界大战时持平。大众阶层的不满在眨眼之间导致了英国脱欧。雷曼危机过去10年后，暴露的是中产阶层衰落带来的各国国内分裂。
进一步环顾全球经济，发现自由主义经济本身也在动摇。
雷曼危机前的几年是“人类史上最为全球化的时期”，经济学者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这样认为。这是因为除了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中国之外，苏联时代的多个加盟国和印度等也相继加入自由市场。
不过，中国由于雷曼危机对美欧主导的全球经济丧失信心。2014年7月，现任中国副总理刘鹤在论文中写道，“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为论文撰写推介序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认为，刘鹤“拒绝了应开放金融市场这一‘华盛顿共识’”。
刘鹤在论文中还写道，“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中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中国在雷曼危机后推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6美元）经济刺激政策。
中国的国家资金还成为收购美欧企业的资金，中国经济在危机后的10年内扩大至3倍。与日美欧不同，中产阶层的收入也增至2.3倍。另一方面，美国经济虽然维持世界第一宝座，但仅增长约40%，中产阶层的收入没有增加。
西方中产阶层的焦虑还指向成为金融危机后的“赢家”中国。在美国，承诺“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的特朗普当上总统，美国政府启动了巨额关税制裁。由于雷曼危机，美国和中国都改变了体质。从全球经济来看，中美的大国间主导权之争日趋鲜明。
但是，发达国家中产阶层的停滞根源在于，产业结构迅速从耗费人手的劳动密集型向以创意取胜的知识密集型转变。IT化的进展将增长的果实集中于拥有卓越创意的部分脑力劳动者。
日美欧对于金融危机后独领风骚的中国开始抱有恐惧。不过，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只会阻碍作为自由经济优势的资金和头脑的集中。民粹主义有可能开错了处方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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