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的意思是：历史是由当代掌权者去诠释的。历史真相难以呈现。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更说得露骨：谁能控制过去，就能控制将来；而谁能控制现在，就能控制过去。
以控制过去并控制将来诠释历史，中共藉由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推动新一波爱国主义教育。五月二日，胡锦涛为「五四」定调，说「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接着，在九常委全部出席的「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大会上，主管宣传的李长春更进一步说，「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就是「弘扬五四精神」了。
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也写了篇纪念五四的文章，紧跟中共党意，提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五四精神』」。文章说，「在香港，由于历史的原因，人的眼界和胸怀都难免受到限制，习惯从香港的视角去看中国，用香港的尺度去量度神州大地事物，这难免偏颇，失去准绳。」
稍稍涉猎一下五四历史的人，都知道，五四精神正是由一批曾留学外国或从外国论着中了解民主、人权、科学之可贵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办刊物引进西方启蒙思想而发祥的。中共创始者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就举起「民主」、「科学」两面旗帜，勐然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若当年的五四先行者不是以境外的视角去看中国，以外国的尺度去量度神州大地事物，会有五四运动与新文化吗？甚至会有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吗？
在中共扭曲五四精神的诠释下，今年五四后几天，全国出现了些怪现象。据博讯新闻网记者了解到，从北到南，不完全的统计，竟有超过60起因写纪念五四文章、或者小范围聚会而遭到警察侦讯、驱赶、单位批评（甚至威胁要开除），而这些只是记者通过网络和熟人联繫到的微不足道的情况。
九十年前的五四，是青年学生呼唤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的运动，而九十年后纪念这个运动的掌权者，却压制人民申述这个运动初衷的文章与活动，岂非咄咄怪事？据闻在五四纪念日到来前，中共宣传部门没有给各大网站及媒体下封口令，结果很多知识人和青年写文章纪念五四，而探索的五四精神主要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其后中共为五四精神定调为爱国、爱党之后，中宣部才急急下令各大媒体（包括网络）拿下不符合定调的纪念文章。可是，很多文章已经出笼了，于是出现各地党委清查五四文章、聚会的怪事。
九十年前的五四固然有反帝、爱国意识，但绝不爱当时的政府。现在把五四的「爱国」剽窃为爱现政府，遂带来对阐扬五四真义（民主、自由）的压制。
内地一网文提到：五四运动的一个严重不足，恰恰是将人从家族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使人更彻底地依附国家。他们以为国家得救了，却忘记救亡国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人，是对人的救亡。而牺牲人来挽救国家的结果就是：「当窃国者宣佈国家得救了的时候，在这个国家生存的人，却沦陷了。」五四时「觉醒」的部份有力人士，「从自由民主的正道引导到以国家主义压制个人自由的邪道，从学习英美文明正道引向『以俄为师』的岔路。」今天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是国家主义。所谓国家主义，就是要所有国民放弃自我，服从国家至上的信念。
笔者日前为文的题目是：《对领袖无情，是伟大民族的标志》。有网友在留言上写：「对人民无情，是『伟大』领袖的标志」。盛哉斯言。前者是爱国主义，后者是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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