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社会舆论中存在着各种声音去纪念这一历史时间节点。或总结和归纳中国何以取得如此巨大成绩，或去描述中国这四十年艰辛的心路历程以及惊心动魄的瞬间。
21世纪的中国和中共，该如何去正视“共产主义”这一词（图源：VCG）
最好的纪念是去反思。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太多值得反思的过往。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在日前在天津师范大学举办的一场学术会议中表示，中国改革开放总体上呈现去乌托邦的过程。
乌托邦这一词对于中国人并非陌生，当提及中共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时，总会提及其三大任剑涛认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而这里的乌托邦是中性概念，并未有“两个结合”：与权力结合，与反革命结合。结合之后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本人并未有所践行。将乌托邦变为行动形态，将行动形态和观念形态相结合的只有在前苏东和中国。
任剑涛特别强调，需要区分“反乌托邦”和“去乌托邦”两个概念。“反乌托邦是指用文学的形式，如《1984》《美丽新世界》，利用修辞的方法把乌托邦世界的荒诞性夸张得呈现在读者面前，主要呈现乌托邦的观念形态。去乌托邦则包含去除观念形态乌托邦和行为形态的乌托邦，而此才是分析中国整个改革开放40年政治思想总体特征上所要做的宏观勾画。”
按照任剑涛的阐述，具体来讲，中国的共产主义具体实践是毛泽东两个阶段的理论建构实现的。
第一个高峰时期是文革前，观念形态的乌托邦实践在著名报告文学专家苏晓康写的《乌托邦祭》中得以阐述，其背后行动形态的乌托邦就是大跃进运动。
第二个高峰时期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系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是行动形态下的论述。观念形态下的论述就是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文革后中国开始去乌托邦过程，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解放思想”。“就是要解放观念形态和行动形态的乌托邦思想。所以不是建立一个反乌托邦理念，而是要有一个去乌托邦过程。”任剑涛这样解释：“解放思想”不能仅仅用空灵的方式去讨论，而应该去讨论解放什么思想，做别什么思想。但此中国从来没讲清楚。
因此在他看来，邓小平认为的“改革开放”具体讲就是要解放大跃进和文革的乌托邦结合其观念形态和行动形态思想。
邓小平事实上也意识到，去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不同，去乌托邦一定要有替代方案，即提出市场经济的政治理论阐释，这就存在务实原则对理想原则，利益原则对公益精神，私人利益对资本主义的替代。
从后来历史可以看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是最后一个归结，他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通，资本主义拥有计划，社会主义拥有市场。邓小平通过概念的挪移，把现实主义的原则塞进原来的乌托邦方案，从内部把行动形态的乌托邦方案瓦解。
“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对于去乌托邦的世界史贡献非常大。但其不彻底性也很明显。”任剑涛这样补充道。
在他看来，这种不彻底性表现在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为去乌托邦预留了退回去的后门，即四项基本原则。
“这里无需去批判其政治性，很多人认为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开放设置了限制，我认为认为 ‘限制’是政治层面的考虑。从思想上考虑，在一个饱吸‘乌托邦鸦片’的民族内，假如要去除的话，就意味着要颠覆这个民族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动方式，邓小平深知如果要这样做的话是危险的，因而要通过四项基本原则来设定这个理想方案。因为没有社会主义，理想无法实现，所以要坚持与资本主义的对抗性。一定要有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才有希望，共产党一定要把马列作为指导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有理想和目标。”
也因此，由于政治上的设限，乌托邦没有真正退出，任剑涛说：“因而打开了中国乌托邦回魂的政治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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