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在推行的“扫黑除恶”为契机，10月16日到17日，主管中国政法事务的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湖北武汉召开了一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重点谈及打击政法系统“保护伞”问题。他强调“要完善政法机关内部清理机制，在查办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各级政法机关要敢于‘刀刃向内’”，一旦发现政法系统人员参与其中或充当“保护伞”的，“立即将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查办，坚决将害群之马清除出去”。他还明确政法官员守土有责，声称要对不担当、不作为的政法官员追究责任。郭声琨这个‘刀刃向内’的表态，可能意味着对中国警察系统——公安部门的治理整顿，终于被提上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密集推进的改革日程。
至关重要的公安系统
对于中共这样通过武装斗争夺权建国、又将“无产阶级专政”长期奉为执政圭臬的政党来说，公安这个强力部门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不仅是中共执政和维稳的抓手，具有半个武装集团性质，涵盖了与中共政权安全相关的几乎所有领域，被称为共产党执政的“刀把子”，还在各个层面涉及民众日常工作生活，是马列所说的“国家暴力”，或者是现代政治学中更容易为人理解的“国家公权力”的最直接象征。公安系统官吏的一言一行，既直接影响无数民众的切身利益，又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中共的国家治理思维和治理能力。
在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下，公安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在国家治理的权力位阶上。一般来说，除了管理狱政和律师事务的司法“花瓶”，中国政法系统主要包括公检法（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个部门，其中法院和检察院作为审判和检察独立权的象征，在理论上要比同级公安机关高半级，比如在国家层面，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是副国家级，而公安部则是国务院辖下的部级。但在国家治理的实践层面，公安机关权力更大。在中央层面，公安部长通常是政法委副书记和国务委员，同样位列副国家级。在地方层面，公安（厅局长）不仅担任同级党的政法委副书记，还经常在同级行政部门担任副职，比如副省长或副市长。虽然公检法各司其职，权责不同，但在中国党政一项强势的权力格局下，其实质地位其实远超同级法院和检察院。也因此，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警察权超越司法权，经常是被人广为诟病的一个问题，也是冤假错案时有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更不用说公安作为中共党的强力抓手，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警察权可以渗透到国家治理的一切细枝末节。也因此，对公安的改革调整，不仅具有政治内涵和国家治理顶层设计上的意义，还和民众日常生活感受密切相关。
中共政法委书记郭声琨明确提出“刀刃向内”，这被认为是公安系统改革的信号（图源：中国浙江公安网）
公安系统积弊已久
但也正是公安机关在中国权力机关中的“刀把子”性质，以及它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和在民众生活中的普遍存在，使得它产生并积累了很多严重的问题。
比如，因为其遗传于马克思（Karl Marx）、列宁（Lenin）的“国家暴力”思维，在工作上对轻易使用国家暴力似乎有着天然的偏好，一些本来可以通过协调或沟通靠耐心解决的问题，一些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因为公安机关的暴力介入而导致矛盾冲突升级或性质改变，制造出许多冤假错案，成为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很多案例中，一些公安根本不是在以人民为中心，以提升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为标准，而是在以方便自己工作为中心，以展现和巩固自身的权力为中心来处理矛盾冲突和具体问题。这种专制思维和行事作风，不仅影响到执政党和国家的形象，影响到民众对国家公权力的信心与信任，也影响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再比如“独立王国”和腐败问题。这在周永康主持公安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周永康任内，几乎将政法系统构建为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并进而在公安系统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政治利益集团，包括周本顺、李东升、杨焕宁、夏崇源等涉入其中。
特别是最近爆发的孟宏伟案，更是兼具这两个问题的共性。作为公安部副部长的孟宏伟不仅具有周永康流毒的原罪，还具有贪腐问题，已经体现了公安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而对他的处理，一点都不考虑他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身份，扣押后也不及时和国际刑警组织照会，进而导致该案在全世界闹得风风雨雨，使得国际社会严重质疑到中共的国际法意识和制度专制，实在是将公安体系长期以来形成的弊病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个和老百姓日常生活更相关的案例，或许更能让人认识到这些弊病的严重。近日湖南省一个派出所副所长仅因女儿迟到被女教师罚站数分钟，该副所长就公权私用，安排警察开着警车闯进学校，强行将女教师关押审讯，期间一滴水、一粒饭也不让吃。这种行为，若不是根植于头脑的暴力专制思维，平常就养成了飞扬跋扈的习惯，怎么可能干出这等事情？
以正在中国推行的“扫黑除恶”为例，为什么郭声琨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上重点谈及打击政法系统“保护伞”问题，强调“要完善政法机关内部清理机制，在查办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各级政法机关要敢于‘刀刃向内’”，还不是因为公安在负责社会治安的过程中，经常与黑恶势力打交道，一些人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成为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互相勾结、“警匪一家”，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公平正义和中共在基层的社会治理。
可以说，公安系统的这些弊病已经在相当程度对中共构成掣肘，有损中共通过反腐和深化改革所积累的公信力。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因为刀把子的弊病，才使得中共虽然过去几年施政积极有为却不尽如人意，社会矛盾不经没有缓和，反而依旧在加速积累。
“保护伞”、“警匪一家”等问题一直是公安系统的弊病之一（图源：VCG）
吹响公安系统改革集结号
为了解决公安系统弊病，习近平上任后，其实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包括废除劳教制度、系统反腐和清理周永康集团余毒，全面调整公安部人事等。借助军队改革契机，将武警指挥权从行政体系剥离，将消防职责并入新成立的应急管理部，成立移民局、海警局等专责机构，进行户籍改革等，也都可以视为公安改革的构成。
但公安积弊实在太深，其长期形成的专制思维和作风习惯，实在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想要革除掉这些弊病，还必须以“刀刃向内”的精神，非经过一番透彻的刮骨疗毒不行。
应该说，无论是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来看，还是为了让新时代更加实至名归，抑或让中共的新思想理论体系有说服力，改革刀把子都极有必要，是中国走向现代必须要解决的难题。否则公安系统弊病不除，整个社会将难真正长治久安，中共执政也将备受困扰。
当然，这项工作并不容易，挑战一直都有，甚至可以说几千年中国历史都未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但如今时代不一样了，既然中共将提升治理现代化作为施政目标，承诺以人民为中心，那么就必须迎难而上，用更大魄力对公安系统进行刮骨疗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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