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日本记者安田纯平遭叙利亚武装组织绑架，如今平安获释。但日本国内却未见欣喜之情。事实上，早在2004年安田就曾在执行中东报道时被绑架，之后虽然旋即被释放，但在返回日本后却遭政府和民众唾弃，指责安田“无视个人行为造成的社会成本”。
失踪三年的日本记者安田纯平于10月23日获释，他表示自己2015年时是为了报道友人后藤健二（图中萤幕人物）遭斩首事件而前往战地（图源：Reuters）
此次安田纯平获释后返抵东京，第一时间是透过妻子发表声明，为“自己带来麻烦”向社会致歉。而在外遇劫的日本国民平安归国，日本社会却是出奇的冷淡以对，其中究竟透露出什么样的问题，纠结着日本社会与安田本人？
当地时间10月23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接获卡塔尔通知，遭叙利亚武装组织“征服沙姆阵线”（Al-Nusra Front）绑架三年的安田纯平已平安获释，并由土耳其接手，安排返回日本事宜。2015年，安田以自由记者的身份前往叙利亚，调查同为记者的友人后藤健二被伊斯兰国绑架并遭斩首事件。同年6月23日，安田向另一名自由记者传出简讯，就此下落不明。
事实上，这已是安田第二次在战地被绑后获释。2004年，日本派遣自卫队前往伊拉克进行人道救援工作，是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进行非联合国主持任务的海外派兵。战事期间，日本政府顾及人民安危，要求所有日本主流媒体撤离伊拉克，却也导致战地报道从媒体中消失。
在第一次获救后的采访中，安田宣称自己是“为了亲自确认日本政府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这是身为日本公民的责任”，并指责“很多人把所有事情都留给政府，任他们为所欲为。”这番发言令日本官方大为光火，表示安田置个人抱负于国家立场之上，无视政府警告，执意前往战区，却又耗费国家资源跨国救助，遂要求安田支付6,000美元作为返国交通费用。
对类似事件感到不满的，不仅是日本政府，也包括日本民众。当日本政府于2004年应绑匪和人质家属要求，从伊拉克南方撤回550支部队后，人质家属便开始收到来自日本民间的恐吓信，甚至有人在人质返回日本时，在机场举牌称他们“咎由自取”。而当时负责提供谘商的心理医生斋藤聪也透露，对生还的人质来说，“返国后的压力”比“被绑匪拿刀架在脖子上”时更大。
此次当安田纯平获释消息传回日本国内时，尽管日本政府以确认其健康与归国为首要考量，但社会舆论不免再次出现质疑，主张日本政府对安田纯平追究法律责任。安田纯平有其对于战地报道的坚持，应该受到尊重，但另一方面日本社会的批评声浪，也应该得到理解。
类似的问题也曾在同为东亚区域一员的台湾出现，近年来不少登山客未考虑气候因素从事登山活动，受困之后只能仰赖政府出动人力物力救援，台湾社会有舆论质疑，为何需要为了个人而动用如此庞大的社会成本。尽管台湾的经验与安平纯平争议的出发点不同，但事实上相关讨论都回归到个人行为与社会集体利益之间的张力关系。
在一个重视群体大于个人的社会中，日本人民对于安田纯平事件的反应或许并不那么令人意外。日本与台湾都受儒家思想影响，社会普遍认为群体重于个人，再加上日本特殊的民族性格，避免给他人添麻烦，一直是这个社会集体行动的逻辑，也会依此要求个人行为。尽管安田纯平事件与台湾的例子格局不同，但社会反映出来根本的情绪却是相似的。
除此之外，事实上战地记者的角色也在国际间备受讨论，除了道德与安全尺度如何拿捏，还有个人是否有能力肩负这样的任务，对当地文化是否了解、是否通晓当地语言等，都是有志前往冲突地区的人不该忽视的问题。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