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妇联、共青团等依附于中共的群团组织，在中共的治理角色中几经转换，从中共建政前后的革命角色，到胡温时代的维稳工具。而今天正在进行的习时代的改革，则赋予了他们正在日益显现的改良色彩。
群团作为中共党外的依附性社会组织，其浓厚的官方色彩在外界看来正是改革的“原罪”所在。工人权益被侵犯、维权事件增多的现实情势，与工会等群团组织在中共治理中的工具色彩，两者究竟如何权衡，决定着官方群团组织改革究竟能够走多远。
北京时间10月29日，习近平同新选出的中国全国总工会官员举行集体座谈，称要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图源：新华社）
北京时间10月29日，习近平同刚刚选举产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成员进行集体谈话，指工会工作是中共治国理政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同时称，必须坚持中共对工会的领导，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引领，也要加大对职工群众的维权力度。另外，10月30日召开的中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妇联）代表大会，预期也将对妇联这个群团组织重新进行角色设定。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句仿佛回到毛时代的口号，重新成为中共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这就意味着，中共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正在从幕后走向台前。如果说国企是中共管理经济事务的一只手的话，那么在社会治理层面，广泛存在，从先前的蛰伏日益走向台前的群团组织成为中共进行社会事务管理的另外一只手。
在挑战中被激活的群团
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以国企和中共党政单位为基本盘的官方工会基本处于坐视和任由其发展的状态。而恰恰是，野蛮生长的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是中国劳资冲突集中多发之地。
从政府角度来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政治口号和治理思路下，作为劳资关系中工人一方权益的维护者，工会在中国的政治治理格局版图中处于抑制状态。
当前唯GDP论已经渐渐成为中国地方治理的过去式，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所谓的人民的“获得感”成为中共社会治理的重要考量。先前私营经济或因政府默许，或因官商勾结放任的野蛮生长状态也将成为历史。工人运动和公民维权事件多发，对中共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
因而，激活先前蛰伏的全国总工会、妇女联合会等群团组织，就成为中共社会治理的现实选择。
转变正在发生
然而，当群团组织作为治理工具重新进入中共高层的视野时，他们的存在状态显然并不令人满意。由于在治理格局中的长期缺位和无所作为，包括工会在内的群团组织已经蜕化为官僚化、行政化、贵族化的政治“养老”机构。
这一转变的起点是2015年7月，中共中央举行群团工作会议，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召开群团工作会议，七常委悉数出席，习近平还做了讲话，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为此播发的消息，长达3,000多字，央视新闻联播给的时间足足有10分钟出头。
随后，2015年11月，习近平召开中央深改组会议通过“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方案”。“方案”将工会改革的重点放在两方面，一是在工作作风上，要去除总工会“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官僚气；二是在身份上，要增强工会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即增“三性”。
2016年9月，中国全国总工会十六届十次主席团会议建立了提案办理制度，通过向大会提交提案等方式，扩大工人代表的参与渠道。此次全国总工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共收到代表提案386件，其中联名提案88件。这是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首次出现代表提案环节。
在工会自身进行改革的同时，中共也尝试扩大工会的覆盖面，将官方工会派驻进民营企业。今年备受舆论关注的深圳佳士工人维权事件，最终以官方工会进驻佳士这个私营企业为解决方法。
中共群团改革的迷思
工会、妇联、共青团等依附于中共的群团组织，在中共的治理角色中几经转换，从中共建政前后的革命角色，到胡温时代的维稳工具。而今天正在进行的习时代的改革，则赋予了他们正在日益显现的改良色彩。
面对形形色色和多种多样的利益诉求，这种角色转换势必是长期的，面临着对角色和职能的重新设定。
正因为是改良，所以只能在既有框架内修补调整，因而显得温吞，一方面，作为中共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工具，群团组织必须改革；另一方面，群团组织的改革又必须在中共党的领导下。
群团作为中共党外的依附性社会组织，其浓厚的官方色彩在外界看来正是改革的“原罪”所在。
工人权益被侵犯、维权事件增多的现实情势，与工会等群团组织在中共治理中的工具色彩，两者究竟如何权衡，决定着官方群团组织改革究竟能够走多远。
现实的情势是，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了数量众多的私营经济和民间社会组织，要做到官方群团对这些经济社会组织的全覆盖，对中共人力资源和政治资源都是极为重大的挑战。单纯依赖官方群团组织，未必能够解决所有的维权事件。这就需要民间自组社会组织的补位。
然而，虽然工会法规定，在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中的劳动者，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限制。但实际情况是，工人自组工会被与其他公民自发成立的非政府组织一起被视为对中共政权的挑战而加以限制。
因而，从长远来看，官方群团组织与民间自组社会组织之间的博弈，对于中共社会治理能力而言，是更为长远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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