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小病是福是中国人的传统智慧，近期的香港特区政府想必对此深有同感。在发生一连串「见死不救」、尸体失擪和药物过期等严重医疗失误之后，市民本已对香港的公共卫生制度及其管理信心大失。可是来势汹汹但未有在香港社区爆发的甲型H1N1流感，却为曾荫权政府带来一个挽回面子的机会。
一个感染甲型H1N1流感的墨西哥藉男子抵港入住酒店，政府在确诊之后将酒店封锁，并将里面的住客及职员隔离七天。这种「失之谨慎、选择稳妥」(err on the safe side)的做法，自然是对付犀利传染病的正道王法，特区政府也不过是按本子办事而已。
然而曾荫权政府在此次危机处理中显示了若干对传媒的悟性和理解能力(media savvy)，借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来为自己建立坚毅、果断和专业的形象，在本地和国际社会上都得到认同和赞赏，可以说是做到了「把必须做的事情做得漂亮得体」(make a virtue of necessity)。
这当然得力于传媒的「吞饵上钓」(take the bait)。香港传媒把酒店被隔离七天当一宗大新闻般追擪报道，但由于所有记者都不得其门而入，所以不管他们怎样挖空心思，有关的报道和电视直播都难免给人一种味同嚼蜡、像看著油漆变乾的感觉。其实这次隔离事件可以是一个关于自由的寓言(a parable on freedom)，值得我们深思。
长久以来，香港人视自由如阳光空气般理所当然。这种将思想上的自由和行动上的自由当做天赋的心态（sense of entitlement to freedom），给予香港人一种敢于尝试、大胆创新的冒险精神，一种香港式的破格（Hong Kong license），为香港在文化上的自我书写和经济上的屡创奇蹟提供雄厚的精神资本。
可是自由与香港这至为重要的关系，在本土的香港论述中总是被淡化，甚至完全忽略；真正说到点子上的反而往往是清醒和心存感激的旁观者。两年前文化思想家余英时在香港电台製作的《杰出华人系列》中，回想他在一九五零年由深圳到香港时，说他一跨过罗湖桥，就觉得「忽然头上鬆了」。他说他在香港的生活「真的自由，无拘无束」，又将他的自由思想归功香港，说倘若不是在香港成长，日后便不会敢想敢做很多事情。他更苦口婆心地提醒香港人，不要丢掉自由这「好东西」。
这「好东西」被丢掉了多少，以及是如何被丢掉的，当中又涉及什麽各式各样的抵抗与妥协，正是理解九七后香港人的身份危机与香港文化艺术创作的一个关键。举个例，吴宇森的两集《赤壁》被大陆的学者和网民狠批为没有历史常识，事实亦的确如此；但若从香港本位主义的角度看，这其实反映了香港创作人怎样苦心孤诣地尝试摆脱历史的铁律（iron law）与逻辑，从而重新肯定自由这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赤壁》在历史与想像、真与假、虚与实之间无法协调的深层次矛盾，其实反映了香港人在九七后既想被国族拥抱，又怕被拥抱得太紧以至窒息的心理挣扎。然而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却不是凌驾一切的绝对价值(absolute value)。
这次隔离事件的弔谲之处在于：长久以来，香港是地球上最自由的华人社会，香港人享有令世人羡慕的经济、言论和活动自由。可是这个名称几乎已成为自由的代名词的城市，今次却要理直气壮、毫不留情地剥夺近三百名酒店住客与职员的自由。
特区政府这样做，不但没有蒙上出卖香港核心价值的污名，反而博得舆论与市民的一致好评。就连绝大多数被隔离的住客，在「重获自由」之后也表示谅解，并确信政府的做法正确。
由此可见，自由的价值，也往往要按个别事件的来龙去慯和慯络背景去衡量和判定；而当自由作为一种价值与其他价值出现矛盾和衝突时，它的被牺牲不仅不是无法想像，甚至可以是理所当然的。
毕竟，自由的行使和运用不比下棋，不是一种与世隔绝、自我指涉的活动。如果为了自由而放弃生命与爱情的人值得歌颂，那为了社会的大我或者基于理性的个人利益(enlightened self-interest)而自愿放弃自由的人，又何尝不是某一种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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