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尼采曾讲过一句话，“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此语历来释义甚多，大致都是同化与被同化云云。
但跳脱出尼采的语境，用更为广泛的思维去看，这实在是一个极有趣的话题——“当屠龙者变成龙”，这其中不一定会有善恶的绝对分野，但心态、立场、角度一定会大相径庭，而两者恐怕还未必自知。
这样的思辨也见于中国旧时的典故中。《晋书》和《世说新语》都记载，晋人周处年少好驰骋，武艺高强常在乡里纵情肆欲，为邻里所苦。其时还有恶虎与蛟龙祸害一方，有人劝其杀虎斩蛟，周处慨然应下却不知自己早也成为三害之一，于是改过自新，“终为忠臣”。
这是“周处除三害”的故事。除暴者亦是施暴者，若不是斩蛟归来见乡人庆祝自己与蛟龙同死，周处大概还要以拯救者自居，继续稳坐道义高地。
换句话说，当革命者仍是革命者的时候，他对暴力多是乐见的，那意味着正在反抗的潜在盟友；而一旦革命者成为建设者，暴力就变成破坏变成动乱变成群体事件，就难以容忍必须维持稳定了。屠龙者变成了龙。
个体如此，集体亦然。在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后，于这个剧烈的更易过程中，再看待过去的盟友或敌人，眼光自然就今非昔比。放在台湾这叫“转型正义”，在大陆，则叫“与时俱进”。
前段时间深圳佳士工人罢工曾引发舆论喧哗，外界直言当地工会孱弱有等于无，一些学生的声援也遭弹压。这起事件影响颇大，加上近年来中国各地多爆出工人或基层劳动者为争取合法权益罢工，有论者称工人运动在中国渐成气候，已引起中共忌惮。
近年来西方国家也屡屡发生罢工（图源：VCG）
而在另一边，北京时间10月29日，习近平会见中国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层，称“工运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要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工会要忠诚党的事业”。中央层面如此。地方上，也频有工会进驻民营企业，建设和谐劳动关系的新闻，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另一面。
但它们并不是一体两面，而是两种语境中已完全不同的两种思考方式。
在中共的革命早期，工人运动是其手中绝对的利器，中共的纲领和革命路线对工人阶级有天然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从1921年底罗章龙和游天洋发动中共第一次铁路工人运动——陇海铁路大罢工以后，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正太铁路路工人运动、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胶济铁路与四方机厂工人罢工等，共产党人均是主要领导者。这个时期也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没有自己的武装部队，领导工人运动成为扩大影响壮大实力的最主要方式。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工人阶级成为中共最坚实的盟友。国共决裂后，中共转向暴力革命，虽然此后较少再发动大规模罢工，但和工人阶级的结合实际上更为紧密，中共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则是中共源源不绝的“大后方”。
这期间在上海，中共还为了更好的发展工运与上海的帮会势力分分合合。譬如在国共决裂之前，中共就曾借助青帮的势力，将五卅运动发展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罢工。而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也有杜月笙插手帮忙，“向中共支持的公会提供资金，为释放被关押的工人奔走活动……”
而在1927年到1937年，因帮会力量被国民政府收纳，中共领导的工运屡屡受挫，对杜月笙等帮会大佬的态度也为之一变。所以说，从来没有绝对的盟友或敌人，只有永远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中共建政后，在文革之前，工人阶级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文革之后则积极践行改革开放，很少出现自发的工人运动。
而诸如佳士工人罢工或其他如快递员、货车司机罢工等近来发生的事件，实际上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人运动，至少不能算是中国近现代史语境中的“工人罢工”。
他们既无核心也无领导，背后也没有清晰的纲领或宗旨，仅是对自身不公境遇表达简单诉求，并且散碎而偶发，是零星个例。本质上说，这些罢工同城市白领请假赴西藏“洗涤心灵”，或者虔诚向佛供奉“散养仁波切”一样，不过是前者在抗争贫穷，后者在抗争空虚而已。
但饶是如此，“工人运动”这个词仍能轻易触动中共的神经，特别是当有学生在其中出现，这就形成某种似曾相识的画面，焉能不警惕。
对中国很有研究的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曾说，“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诚哉斯言，屠龙者与恶龙，常常也就在一转身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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