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因为慰安妇历史问题始终难以达成共识的同时，二战朝鲜劳工问题令日韩关系增加了不安稳的因素。随着韩国最高法院对劳工索赔案的裁决，两国关系被认为很可能陷入战后最大危机之中。
11月1日报道，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要求日本新日铁住金公司赔偿韩国二战劳工的终审判决，使得日韩在历史问题上出现新的对立火种。
日韩两国跨越日本对韩国实施殖民地统治的历史，虽历经曲折但最终以外交和经济为轴心建立起了紧密的关系。强征劳工问题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战后的日韩关系。
时事通信11月1日的报道也认为，由于日本政府已经要求与韩国政府就本次裁决进行会谈，而双方达成共识或互相有所妥协的可能性很低，两国因劳工索赔诉讼而形成的外交矛盾必然长期化。
安倍（中）强硬表示不接受韩国法院就劳工索赔诉讼进行的裁决（图源：VCG）
《产经新闻》11月1日的报道称，面对来自日本政府的要求，韩国方面虽然尚未予以明确回应。但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最新发表的施政演说中，回避了韩国政府层面对劳工问题的看法。
实际上，围绕劳工历史，日韩在争取邦交正常化时，也进行了艰苦谈判。当时，两国经过长达14年的谈判，最终于1965年缔结了《日韩请求权协定》。该协定明确提出，“两国和国民的财产、权利、利益和索赔权相关问题已得到完全且最终解决。”日本政府也正是基于这个协定，对韩国法院的判决表现出极为强烈的不满。
问题的来龙去脉
韩国的历代政府也曾对劳工历史与日本方面持有同样的观点。2005年，改革派的卢武铉政权发表看法称，日本提供的3亿美元无偿援助中“包含解决二战劳工索赔权问题的资金”。
国家间的协定优先于国内规则是国际社会的常识。但是，韩国司法部门针对《日韩请求权协定》给出了不同于日韩两国政府、偏向二战劳工的司法解释，使得问题变得复杂。
2012年，韩国最高法院针对高等法院驳回二战劳工索赔权的判决，首次裁定“个人索赔权并未消失”，将诉讼发回高等法院重审。
最高法院认为，关于个人索赔权的消失，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日韩两国政府想法一致，请求权协定原本就是日韩两国基于政治性协议解决两国间的债券和债务问题，并不是对不法殖民地统治索赔的谈判。
当地时间10月30日，韩国最高法院基于2012年的见解，得出了承认二战劳工索赔权的终审判决。
日本政府最担心的是《日韩请求权协定》成为一纸空文。这是因为清算殖民地统治历史和作为两国邦交正常化基础的该协定失去效力的话，很可能抹掉日韩两国在战后以经济为中心建立起的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强调，首先“韩国政府坚持2005年的立场是大前提”。请求权协定明确提出，应通过外交磋商来解决围绕协定的解释和实施而产生的纠纷。
日本政府计划今后基于该协定，向韩国提议举行双边磋商。如果无法谈拢，将在两国达成协议的、包括第三方委员在内的仲裁委员会讨论。
韩国政府：尊重司法判断
韩国总理李洛渊10月30日表明了韩国政府的立场，称“尊重最高法院的司法判断，政府将与相关部门和民间专家一起，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制定应对方案”。李洛渊虽然就日韩关系表示“希望发展成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不过对于个人索赔权问题，并未明确表明“已经得到解决”这一韩国政府的以往立场。
今后的焦点是日韩两国如何摸索避免关系严重恶化。在了解强征劳工问题的法律相关人士之间，存在由韩国政府设立财团对受害人提供援助的提案。提议让在日本政府的经济支援下成立的浦项综合制铁（现浦项制铁）、日本政府和企业对财团出资。
不过要平息事态仍面临着各种复杂的因素。 不确定因素之一就是韩国舆论。虽然韩国政府考虑基于请求权协定，使用本国预算划拨救济二战劳工的资金，但可能始终存在追究日本责任的声音。对日韩历史问题敏感的韩国舆论甚至可能左右韩国政府的应对。
此外，还可能导致日本国民对韩国的感情恶化。1990年代成为日韩争论点的慰安妇问题至今仍在发酵。2015年确认慰安妇问题“最终且不可逆的解决”的日韩慰安妇协议，也在文在寅政权下渐渐成为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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