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玲／编按：本报早前徵集「我们的8964」，读者反应热烈，本报将挑选部份作品节录。
89年5月20日，天文台早晨已挂上八号强风讯号。我首度不听天文台忠告留在家中，从午到晚跟几万市民冒着风雨走在港岛街头，由维园到跑马地新华社门外，全身都泡在水里，分不清是汗、是雨、是泪……
顶着扑面而来阵阵暴雨狂风走向地铁站比想像中吃力，不消几分钟已衣履尽湿。好不容易走到彩虹站，往常风球下多数人足不出户，但当时人流密集。车厢乘客神情都一脸凝重，心事重重，沉默中带着一股莫名的不安和躁动。
乘客身上不约而同穿上印有各式支持民运口号的「佐丹奴」T恤，有人还自製了一些字句挂在身上。一个两眼通红的年轻男士在面前走过，他白色汗衣背面写了八个血红大字：「山河淌血！危城告急！」
车厢忽然走进一位稀疏白髮仍挂着水滴的老婆婆，她全身尽湿，瘦削矮小，披着的一件透明单薄雨衣已被吹破了。我让坐给她，并问她要到哪里。老人家发抖硬咽地说：「我给新华社门外绝食的学生送麪包呀，可是……全湿了……」婆婆吃力打开双手揪着两隻背心胶袋──胶袋里载满几十个沾湿了的菠萝包。
我紧紧接过婆婆手上的「菠萝包」，感到的份量如历史般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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