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生态环境部官方微信号消息，近日，生态环境部召开中国全国生态环境系统专题警示教育大会，据报，生态环境部长李干杰批评，“一刀切”行为是生态环境领域中的严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避免以生态环境为借口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
环保督查与其他领域的督查、检查、巡视等成为中共破局“政令不出中南海”所倚赖的手段，但层层加压下，地方政府也存在以生态环境为借口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粗暴的“一刀切”现象（图源：VCG）
“一刀切”成中共施政常见现象
李干杰的说法令外界回想起2017年河北等北方数省为应付环保督查而“一刀切”禁止烧煤取暖的粗暴做法。
彼时中国官方推动“煤改气”工程以改善冬季雾霾，但依赖烧煤取暖的河北省等多个省份却不顾地方实际，在燃气取暖设施尚未安装就绪的情况下，禁止烧煤取暖，结果引发供暖不足争议，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学生挨冻上课的情况。
这并非孤例。2017年11月，北京市大兴区群租公寓突发火灾多人毙命，北京市随后开展群租房专项整治行动，住户必须要限期搬离，逾期将由公安和城管各部门联合执法，断水断电并直接拆除违建，后果由住户自己承担。当时据报有多达数万所谓“低端人口”被迫另谋居住地。北京当局的做法也遭诟病为“一刀切”。
2017年12月，北京官方开展“集中清理建筑物天际线专项行动”，全面清理违规建筑物外墙招牌。包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百度公司、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外墙招牌均被拆除。对此，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质疑北京上述行动是否科学，是否太一刀切。
运动式治理之弊
无论是对环保，还是其他领域，中共的制度设计愈发依赖于各种督查、检查、巡视、专项行动等运动式的治理手段，然而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来看，这种制度设计只能发挥作用于一时。由于中国国情复杂，各地区情况差异极大，单单靠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督查、监察，或者依赖于一时一地的专项行动，而不顾地区实际，政策“一刀切”就是不可避免的，而地方上“一刀切”愈演愈烈的源头，恰恰是在中央政府运动式的治理做法。
回到环保问题，河北省等北方数省，由于煤炭储量丰富，居民采暖、工业发电等普遍依赖煤炭，如果出于减轻北京周边雾霾的考虑，进行煤改气，势必也要有一个过度阶段，并非仅仅靠督查所能快速解决的。要使居民抛弃价格低廉的煤炭，改用价格较为昂贵、需要铺设送气管道的天然气取暖，即需增加居民生活成本，此种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问题，理应召开听证会或通过其他公开渠道向居民澄清，听取公众建议。
势如“风暴”的督查，对于中共地方官员所造成的压力和震慑是可想而知的。在压力之下，地方政府为应付而采取“一刀切”，指挥棒乱挥之下，民众基本的取暖需求也被忽视。
运动式治理的弊病是，政治高压，层层加码，但笼而统之，缺乏细节，表面上看起来成效显著，实则对于公众关切的诸多身边的问题反而未能发现。或者是巡视或督查过后，旧态复萌。
比如2016年至2017年历时两年之久、覆盖中国大陆全部31个省区的环保督察，被称为是中国环保史上最大的“环保风暴”，据报道，该次环保督察共立案处罚2.9万家，罚款约14.3亿元（1人民币约合0.144美元）；立案侦查1,518件，拘留1,527人；约谈中共党政领导干部18,448人，问责18,199人。数字看起来的确很庞大，但对于中国环境污染问题来说，所查处的可能只是杯水车薪。
地方政府裁量权与公众参与度
中共官僚体制的问题是，上级政府的明令对于下级来说是政治任务，层层加码下，基层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由裁量以及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空间日益狭窄。当然，这对于中共改革的初衷，即破解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难题似乎有所效果，但对于环保这种涉及到民众切身权益的领域，民众本身的申诉渠道在紧张的政治氛围中反而被日益压缩。
一方面，在中央严厉督查之下，中国地方政府出于避责考量而“一刀切”、乱作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由于经济发展和地方财政考量，对涉及公众问题反而不作为，或忽视公众知情权。
近日，广东顺德杏坛镇政府因拟在镇内人口稠密区兴建高危化学废品处理厂，引起民众强烈反对，万人上街示威，要求当局听从民意，搁置计划。当地居民指该厂在居民不知情下进入环评阶段。
中央政府的督查限于人力物力，对地方情况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由此而出现的情况是，虽然自上而下的高压督查频密，但不少公众仍施以负面评价。对于督查中无法覆盖到的细节问题，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依旧。
因而，从长远来看，如何扩大公众参与、监督政府决策和治理的空间，探索除党政问责和行政施压之外的司法公益诉讼、社会组织、舆论监督等多维度的社会治理形式，仍然是中共改革解放思想和制度设计时需要着力之处。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