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这两个月很沉重，五四之后就是六四。六四20周年到来之即，无意间在网上读到一首诗：
“人最怕什么？／我常常自问道／最怕死亡？／不是／怕饥饿，怕贫穷？／也不是／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使我苦苦追寻／苦苦追寻／直到如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人，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那是苏格拉底被公审和处死的年代／那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那是布鲁诺被烈火吞噬的年代／那是拉瓦锡身首异处的年代／那是茨威格服毒自尽的年代／那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那是陈一谔被千夫指，违心道歉的年代／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可是／身处如此世界／虽生，犹死”！
中间有熟悉的句子！是王小波说过：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可是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王小波的睿智之语，怎会被这样理解？陈一谔，怎么装进了王小波的句子里？这个最近在校内论坛质疑坦克辗压六四示威者照片的真实性，说六四当日“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流一滴血”，引发轩然大波的20岁前港大学生会长，与伽利略、布鲁诺，与茨威格、老舍难道有可比性？他的言论引起公愤被迫道歉，竟然可与著名的苏格拉底被公民大会审判相提并论？
20岁当然不是问题，20岁可以很幼稚也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文革期间遭难的遇罗克写下《出身论》时不也就25岁吗----是的，如果把遇罗克这三个字放进“陈一谔”的位置，这首诗的意思就非常美好了
最近新闻很多，陈一谔事件及由此引起的争辩是其中最有意义的。有两篇文章：林沛理的《这也叫香港言论自由？》和胡晴舫的《言论自由不过是另一个故事版本？》，思想有交集也有针锋相对之处。
属于誓保言论自由美国人那一派的林文，对陈一谔遭语言暴力不满，认为六四时只三个月大的陈一谔，是否想做当时决定派坦克入城的北京领导人的“辩护士”，那是陈一谔自己跟良心的问题，而整件事情带出的有关言论自由，及对不同政见的包容性的问题，才至为重要。
林文使用学者的专业语言，其结论并不复杂：言论自由与话语权的公平分配，乃一个成熟公民社会必备条件之一，作为公民一项基本﹑受法律保障的权利，其最终目的在于借自由传播信息和表达意见来进行民主参与实现自我，进一步建立个人自主和尊严。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观点﹑意见和言论即使偏颇和谬误，甚至有误导性，都不该受到打压。
那么，不管是把在论坛发言称“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流一滴血”的学生轰下台，还是将他妖魔化为“最左新人”“隐形左派”或“中联办特务”，都是对言论自由的伤害，是企图透过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来剥夺意见不同者的言论自由。
林要强调的仍是200年前伏尔泰名言阐示的言论自由真谛：“我未必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冒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胡晴舫则在文章开篇就说，陈一谔认为他的发言属于他的“言论自由”，他可能不知道当年与他同龄的大学生在广场聚集发言时，也天真地盲信自己不过在使用“言论自由”。她认为言论自由的主要目的，即为了保障其他自由，使个体与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撞击降到单纯的规范约束，跳脱了道德审判的绝对，个人得以自由选择他愿意遵循的信仰价值。
所以，宣称人类不曾登陆月球，恐龙从来没有出现，要登报启事、博客贴文，都是言论自由。“然而，英国学者大卫厄文因为主张史上不曾犹太大屠杀，遭到奥国政府起诉，判决三年牢狱。厄文坚持希特勒并不知情，引起大量犹太人死亡的‘真正’原因则是由于一种叫斑疹伤寒的传染病。法、德、波等许多欧陆国家立法通过，否认犹太大浩劫乃是一种罪行，因此厄文公开散播他的不寻常历史观，冒犯了法律。”
北京城的枪声停息20年来，不同立场心态的人说着不同版本的六四故事。尽管有人希望这段记忆被漂白，这段历史成为罗生门，真相，其实只有一个。林沛理说：说六四当日“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流一滴血”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无知到不可理喻的地步；但要对付无知﹑揭穿谎言和纠正谬误，最好的方法是更多的言论，而不是用打压的方法来强制缄默。
胡晴舫说：关于自由的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人不向往自由。只有那些自身享有自由却漠视他人自由的人，才会选择不理解这么简单的道理。虽然维护那个“无知到不可理喻的”年青人的说话权，我想林沛理也不会否认，将这样一个自身享有自由却漠视他人自由的人与伟人和良心作家并列，实在是一个荒谬的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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