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绪山/在人类历史上，“死”所包含的生物学意义是没有差别的，其本质即肉体----生命赖以寄托的生物体----活动的结束。但个体之人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待“死 ”的态度是受社会价值观支配的，如中国历史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等慷慨激昂的赴死方式，就体现着儒家传统的死亡观。“自杀”作为一种具有意识明确的特殊的死亡方式，体现着个体之人的社会价值观；尤其是自杀前的心理活动及其行为表现，更反映出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因此，一个时代自杀行为的统一性，必定代表着这个时代的相同的心理状态和社会文化观念；而这种心理状态和社会文化观念的背后，则反映着这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矛盾。因此，剖析一个时代的自杀行为，可以使人们看到这种行为背后的深层的社会问题。“文革”中人们习以为常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模式就是如此。
实例一：傅雷之死。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在遭受红卫兵的搜家和侮辱后双双自缢身亡。傅雷留下的遗书中写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是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推出历史舞台了！”在遗书中，死者虽然满腹冤屈和无辜感，但仍然有意识地突出最高权力控制者的正确性。
实例二：翦伯赞之死。翦伯赞是著名的党员史学家，1968年12月19日在遭受野蛮逼供后，翦伯赞与其夫人一起服用大量“速可眠”离开人世。翦伯赞死后，人们从他穿着的中山装左右口袋里，搜出两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这种以口号明志的方式，比傅雷的遗书更具时代特点和代表性。
实例三：邓拓之死。邓拓早年参加革命，是中共党内负盛名的才子。他死前遗书写道：“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他对妻儿的遗书中写道：“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遗书颇像一位基督教徒在忏悔自己的罪过，也很有教徒那种“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有转过去由他打”的情怀，显露出一位教徒对无所不能、至仁至圣的万能上帝的虔诚。
实例四：张志新之死。1975年4月4日张志新被枪杀。行刑前她的手被死死地扣在手铐里，已经无法留下文字痕迹，且喉管已被割断，口中无法发出声音，所以后人无法了解她走向死亡前会有何种举动。但后人留下了对她的描述：她从囚车上走下来，一双秀丽的眼睛很快地扫过刑场，从容地向前迈了几步，面向着东方。…… 她高昂起头，迎风而立。风好像理解了她的心意，把飘落在脸颊上的一络黑发吹到耳后。她满意了，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就要告别这个世界了，她多想高唱国际歌，表达一个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的至死不渝。她多想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像无数先烈那样英勇就义。这是不是后人的主观想象？恐怕不是。如果她不是早已被割断喉管，必定会有那样的反应。
这样的例证，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是文革时期“革命”文艺作品塑造的英雄就义前的典型形象，就像人们在兴奋时要高呼“毛主席万岁”一样，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风景。
站在历史的高度回眸这一幕幕公式化的行动，我们明确地感觉到，这些简单化、程式化的图景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内容。最明显也最直接的问题是，文革时期的许多文化人为何在自杀和被杀前会有呼“万岁”的行为？是不是几千年封建帝王的存在使中国人“呼万岁”的习惯变成了文化基因？难道他们真的不明白，正是他们三呼“万岁”的人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他们真的由衷爱戴这位“文革”的始作俑者，以致除了以“呼万岁”的这样的方式，无以表达自己的顶礼膜拜之情？抑或这些曾经极为发达的头脑真的在此时失去了昔日锐利的批判之锋，除了阿谀、谄媚外没有其他方式表明自己的“忠诚”？
章怡和先生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对翦伯赞之死和遗书分析道：“翦伯赞的自杀和字条，又像个死结打在我的心口，一直想解开，又一直解不开。对此，我请教了许多人。解释也是各种各样。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而手书的‘三呼万岁’又是什么呢？----是以此明其心志，为子女后代着想？是对文革发动者的靠拢，在以死对抗的同时，表示心的和解？抑或是一种‘我死你活’、‘我长眠、你万岁’的暗示性诅咒？我总觉得……他的手书“万岁”一定有着更为隐蔽和复杂的内容。”
章先生作为亲历文革灾难的人，对“文革”知识分子的心态有直感的把握。她所指出的三点象征意义----明其心志，为子女后代着想；以死对抗的同时，表示心的和解；暗示性诅咒，自然是不无道理。但我认为，为子女后代着想的成分居多，明志的成分为少；抗议的意涵居多，和解的成分为少；诅咒的成分居多，服膺的成分为少；对于1957年的反右和1966年开始的“文革”，读书人的“腹诽”自然不能形诸文字，但不可能没有。我们不妨读一读一位大难不死的过来人的文字。丛维熙在《走向混沌》中描述过他在被整得妻离子散时路过天安门看到毛泽东画像时的愤慨心情：“我有心无心地向天安门投望了一眼。毛主席的画像依然像往常一样，对我微微而笑，庄重而慈祥。他或许没有想到在1957年的弹指之间，多少家庭像一颗颗原子核似的破裂，昔日那些在烽火中追随红旗东征西杀的中华儿女，正在和平岁月中，被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流弹击毙！而诙谐地用‘阳谋’二字解释这一切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你----毛泽东。……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的悲剧，正深藏在你那嘴边慈爱的笑纹中呢！”这虽是后来在稍微宽松的环境中写下的回忆文字，但无疑反映了当时的心情。难道这种感受是丛维熙一人所独有的吗？当然不是。
按道理，人要死了，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是可以无所顾忌地宣泄自己的愤懑之情的。然而，在一个睥睨历代帝王、练就了炉火纯青权谋之术的“伟大领袖”无所不在的权威下，就是死前的义愤之词，也会为子孙后代酿成牢狱之灾，乃至杀身之祸。试看一例。萧乾自杀未成而勉强活下来，妻子转告他说，人们对他所留下的遗书中未有任何愤激之词表示不解。萧乾的解释是：“从我本心，当然是想把气出够了再死。然而，我不能图一时痛快，而害了你们啊。现在我才明白，三十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时，那些含冤而死的老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在被处极刑之前，还喊‘斯大林万岁！’因为他们得替撇下的老婆孩子作想呀。”很显然，像萧乾这样的文化人并非要与当权者表示“表示心的和解”。
读过《彭德怀自述》的人相必会记得：自庐山会议以后即已落难的彭德怀在文革中遭到非人的对待，专案组考问彭为何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动“百团大战”，彭反问：你们为何不看看毛主席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当时毛在给彭的电报中确实积极肯定了“百团大战”，并问彭这样的战役能否再组织一两次，给日军以更大打击。但是，事过境迁，人事两非，难道骁勇善战的彭大将军真的不明白，他所遭受的一切都来自曾经对他十分倚重、现在正在置他于死地的人？非也。然而他还是抬出毛的话来为自己力争，将他的话作为尚方宝剑为自己争取一点生存空间。这种做法和文革中那些自杀的书生在遗书中写下的“万岁”可谓异曲同工。所不同的是，彭毕竟是条血性汉子，加之他晚年已无家小，所以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他敢于对拿药给他吃的医务人员怒吼：“我不吃毛泽东的药！”这是那些有家累的书生们所不及的。可见，无论是执政集团以外的软弱的书生，还是集团内曾握有重权的不同政见者，都不可能在遭受残酷迫害的时候与施虐者“和解”，更不用说为真心向他靠拢或为他祝福。
然而，不和解的书生面在结束自己最珍贵的生命时，竟然不得不为对施难者表达形式上的祝福、祈祷，这种奇怪的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显然，自杀行为的背后当然有传统儒士极为珍视的“可杀不可辱”的气节在发生作用，是对一个巨大的恐怖机器的最后的无可选择的抵抗。但问题决非仅止于此。我们不妨设想：如果文革时期的中国有一个任何公民（包括公共权力的实际控制者）都不能凌驾于其上、而必须服从其评判的公共评判制度，那么，文革中的文化人是否还会在蒙冤受屈的情况下，向掌握最高权力的施难者摇尾乞怜，以致“三呼万岁”呢？我想答案是很显然的。
然而，这样的一种制度结构在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出现，并得以维持而不被实际的权力控制者所破坏呢？回答是，除了大致均衡的集团力量，这种结构是无法维持的。这种集团力量在西方社会表现为体现其意志的政党，以及各政党可以凭措的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结构。没有其他集团力量可以制衡的集团，无论其最初的理想如何具有民主倾向，其结局都无法克服其领袖的独裁，尤其是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情况下。因为，当年革旧集团之“命”的集团在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其本身将取得原来权力集团的特殊利益，它进行“革命”时与普通民众在利益上保持一致的局面不复存在，相反，它的特殊利益逐渐突出并与普通民众的利益发生冲突。与大多数民众利益的冲突必然要求整个集团对外一致，强化作为其代表的领袖人物的权力。这是一个必然的转化过程。
领袖个人权力的强化造成的必然结果是，领袖个人手中对整个民众的控制力量和压迫力量空前增强，同时，领袖个人在整个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殊地位日益突出，以致整个特殊利益集团本身也不得不为其所控制和摆布，沦为其为所欲为的工具。这一点在刘少奇这位命运大起大落的中共重要人物身上表明的最为明显。1967年8月 5日，刘少奇遭到残酷殴打后，愤怒至极，从身上掏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这位国家主席可曾想到，是什么东西造成了他眼前的局面？他自己是否也曾为这个局面出过力？在夺取政权前所面临的压力使一党政治中的领袖还不敢过分独断，否则就会造成集团内部的分裂。然而，夺取政权后如不对其权力及时加以限制，必然造成其领袖的专制独裁。一旦领袖个人凌驾于统治集团之上的独裁局面形成，无论是国家制度还是集团规章都将化为乌有。集团内部的要人无法以制度来维护个人权利，集团之外的普通文化人就更不敢有非分之想了。因此，当掌握权力的利益集团的领袖走向独裁、成为这个集团本身也无法控制的力量时，处在这个集团统治下的人民必然沦为这个独裁者手中随意扭捏的玩物。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可怜兮兮地三呼“万岁”，表达形式上的忠诚外，还能有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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