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轮国别人权审查于11月6日至9日在日内瓦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循例与会接受审议。审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回答了150个国家提出的300多个人权问题，其中就涉及到了涉疆反恐问题。
对于涉疆反恐问题的问题，乐玉成作出了回应，称“新疆基于反恐斗争的需要，设立了（新疆再教育）教培机构。这既是保障绝大多数人的人权，同时对这些人也是一种挽救”。他指出，这样的举措实际上是受到了西方一些国家去极端化做法的启示，如一些欧洲国家在中学开设反极端化课程、出台规定禁止穿戴蒙面罩袍、严密监控有极端思想的人等等。中共设立教培机构也是一种预防性反恐举措。
乐玉成在联合国正面回答150个国家关于中国新疆和人权问题（图源：Reuters）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如此公开的谈论新疆问题。此前乐玉成9月10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亚洲版主编吉密欧（Jamil Anderlini）专访时，就对吉密欧提及的关于“新疆大规模的安全打击”以及“再教育营”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乐玉成说，“对新疆而言，稳定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一切也是依法依规进行的，我们有刑法，有反恐法。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是各国通行做法。英国也发生过恐怖袭击事件。各国政府都有责任确保国家和民众的安全。”
中国外交部近段时间也多次就此问题作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分别在9月10日和1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就新疆问题作出的回应称，新疆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促稳定、促发展、促团结、促民生，同时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和暴恐犯罪活动，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又在10月26日强调：“（新疆再教育营）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从根源上、从早期去除极端化和预防恐怖主义的产生。事实上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尝试的做法。许多国家结合本国实际，积极探索打击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的路径。“
除了中国外交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10月16日也公开回应外界对新疆再教育营的质疑。他说，为了依法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中国政府加快推进反恐法治化建设进程。新疆结合本地实际依法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对被教唆、胁迫、引诱参与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或者参与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情节轻微的人员，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反恐怖主义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宽严相济的政策，着重感化挽救。
新疆再教育营是西方攻击中国的利器
新疆人权一直以来都是西方舆论热议的话题之一，但中国官方如此密集的公开回应各大舆论对新疆再教育营的质疑，还用“依法反恐”的论据反驳西方，这样行为并不多见。中共的回应由守变攻到底释放了出什么信号？
首先，这是中共对自身法制的反思。新疆此前发生过多起暴恐事件，其暴动原因是受到了“极端化的宗教思想”影响。为了有效的消除和避免暴乱发生，中共采取了“去极端化”措施。然而，中共在新疆推行“去极端化”的工作并不顺利，一大障碍是来自法律的缺失，许多政策和法律跟不上形势变化，缺少刚性，针对性不强。一位当地党委书记曾透露“基本事实都清楚，苦于缺少法律支撑，你去治理甚至有声音指责我们是在用非法的手段管理并不违法的行为。不能打不能骂，仅靠劝说教育，几乎不起作用”。
由此看来，法制上的不完善和地方当局治理手段的“老旧”是阻碍中共“去极端化”的重要原因。自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一直在试图改变这两处短板，加强新疆的法制建设和推进新疆治理的现代化。为此，中共出台了一系列的整改法律。
例如，2014年底，新疆人大全票通过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该条例首次针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增设具体条款等。
2017年3月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修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的决定》修正)。2017年4月1日，新疆当局还发布了“去极端化”条例，加强了在这一偏远地区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力度。
中共对新疆一些列的整改法案，实际上就是对原有政策的一个反思结果。以实际“法律”去解决问题，让中共在治理新疆以及应对外界质疑声时有了不小底气。
另外，是中共在对外宣传的调整。中共的策略确实对新疆的经济和社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让新疆得到了暂时的稳定，21个月未发生一起暴恐案件。稳定的红利也开始显现。2018年1至8月，新疆累计接待国中外游客已达1.06亿人次、同比增长40.9%，旅游总消费1,719.42亿人民币（1美元等于0.15人民币）。新疆经济和社会上的变化和增长，让中共有了反击外界的底气，重构其话语体系。
自2018年以来，中共开始密集的回应西方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共的质疑和谴责，并且摆出了各项法律依据，以”结合本地实际依法治理”、“依法依规”或“借鉴西方经验”等论据回击西方。中共更公开的谈论新疆问题，试图换来各方更理性的认知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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